藤原琉璃君的枕草子或不知所谓

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在国际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这仅是1609年荷兰出版的一本不到80页的小册子。它的地位更在1982年得到肯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问世可说是格劳秀斯传统的胜利。格劳秀斯一生共撰写了三部国际法的著作，分别是《海洋自由论》、《捕获法》和《战争与和平法》，《战争与和平法》于1625年出版，而《捕获法》则埋没两个多世纪，直到1868年才由海牙的一个书商出版。这时人们才发现格劳秀斯的三部著作交缠绵连，《海洋自由论》实际上是《捕获法》一书的第12章，《战争与和平法》则脱胎于《捕获法》并大量引述前者。格劳秀斯为何生前不发表《捕获法》？《捕获法》是否是其学术生涯中的一个中继，在一场得鱼忘筌的头脑竞速中被作者抛弃？我们不得而知，但格劳秀斯的国际法思想确实有过一个重大的转折，即主张“海洋自由论”的格劳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对其海洋自由原则的修正：“对于海面上的一部分统治权的取得似乎也和对其他东西一样，可以属于一个人的，也可以属于一块土地的；如果一个人有一支舰队，能够控制住这一部分海面，那么这一部分海面就属于一个人的；如果在这一部分海面航行的人能被在岸上的人所强迫，就像他们在海岸上一样，那么这一部分海面就是属于一块土地的。”后人将海洋自由理论引申为公海制度，修正后的海洋有限自由理论则成为了领海制度的起源。为何格劳秀斯在同样脱胎于《捕获法》的前后两部著作中表现出了对“海洋自由”不同的理解，可能与英国的塞尔登等法学家对他海洋自由论的抨击有关，格劳秀斯从《捕获法》中抽出《海洋自由论》单独发表是为了替荷兰东印度公司辩护，该公司在马六甲捕获了葡萄牙的一艘货船，诉讼的主题是该公司是否有权取得这一战利品。也就是说，《海洋自由论》是论战的产物，而另一个小故事则更直接地导向了格劳秀斯的转变，据说格劳秀斯参与荷兰与英国的海权之争，英国使臣不知出于有意还是确实不识面前人，将《海洋自由论》的小册子掷在桌上且据此中思想辩述，身为荷兰代表的格劳秀斯作何反应，未知是否进退失踞汗流浃背，但《战争与和平法》中的“海洋有限自由”或许是个答案。

格劳秀斯虽开启了近现代的海权概念，可那未必是他的本意，为维护本国利益（当然不免摇摆）也许才是身处历史之中的他真正想做的。然而格劳秀斯的努力撼动不了英国继荷兰、西班牙之后成为海上霸主的事实，雪儿简思在其所著《大东亚的沉没：高升号事件的历史解剖》的后记中仍感慨：“高升号事件，向我们证明了，这个世界所信奉的是丛林原则，正义、真理乃至舆论总习惯于站在胜利者一边，至今依然。”正如十八世纪的欧洲人拿中国的完美形象来讽刺本国黑暗政治，故意美化为自己希望其呈现的形象，只为推动本国的政治改革，关注点还是自身的利益，什么服膺文明国度，不过权且为自己所用罢了，“橘子榨干了，自然要抛却，”腓特烈二世如是说。

1894年7月25日，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运送中国士兵前往朝鲜，在丰岛附近海面被埋伏的日舰击沉，船上大部分官兵遇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升号事件。其时中日尚未宣战，而日军突然袭击的卑劣行径造成了从怡和洋行租借来的商船高升号沉没，这不能不引起各国的关注，若处理失当必引起国际争端。由于获救船员的国籍、立场不同，证词各有出入，清廷对于原有国际法又过分信赖，结果有理变为无理，主动变为被动，最终反成了英国追讨赔偿的对象，日本则跻身新锐列强。

对于不宣而战还是先宣后战，国际法学界在1907年达成共识并通过了《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禁止没有预先警告而开始敌对行为，且战争状态必须毫不迟疑地通知各中立国。乍看高升号事件的悲剧似乎不会重演，然而宣战和战争行动间应有合理间隔期的原则并没有体现在公约中，高升号事件中主张绥靖的英、俄、美三国在二战中真正地吃到了教训，闪电战和奇袭珍珠港让盟军遭受了巨大损失。而盟军的作为也没有避免无辜人众的重大伤亡，君特·格拉斯在小说《蟹行》中，用文学的手法描述了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沉没，这场有史以来最大的海难葬送了近万人的生命，其中绝大部分是难民妇孺，苏联海军的三颗鱼雷在打击了德国法西斯的同时也伤害了多灾多难的德国人民。美国潜艇在东海海域击沉日军运输船里斯本丸，船上近两千名英军俘虏坠海，舟山渔民奋力抢救仅救起四百余名，近千名英军士兵葬身海底。而高升号事件中遇难了七百余名精锐淮军，相当于牙山清军兵力的三分之一，这样的惨痛结果，不仅导致在朝军事力量的失衡，更在心理上间接击溃了清军。此后，清军在朝鲜屡战屡败，主将叶志超临阵脱逃还谎称大捷。相较日军在发现被击沉的运兵船乃是英国船时，统一口径，努力挽回其国际形象不遗余力，清廷却被动地揣摩列强心意，一心仰指英、俄等国出面教训日本，殊不知日本不宣而战的时间故意定在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签订却未换文的时刻，一方面显示出日本脱亚入欧的决心，因为这份条约乃是日本与西方列强签订的第一份平等条约，东亚的重心隐隐有由北京变为东京之势，另一方面日本的狡诈，实际上胁裹了英国官方为其侵略行径背书，英国面临公布条约后沉浸在高升号事件阴影中民众的口诛笔伐，自然得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开脱。英国被迫选择日本结成更亲近的同盟来为这一次的事件买账，而中俄则愈走愈近，为其亚洲霸主地位谋划多年的日本自然乘胜追击，在日俄战争中大败俄军，血洗旅顺，完成了对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势力覆盖，俟时机成熟列强忙于欧战之际，日本已成为瓜分中国的浪潮中最大的受益者。而开启这一连串多米诺反应的嚆矢，即是高升号事件。 

击沉高升号的日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日后成为日本的“军神”，在日俄战争中完败俄军更使他声名显赫，博得“东方纳尔逊”之誉，海权论鼻祖、两度担任海军学院院长的美国军事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在其《海军战略》中对东乡平八郎大加赞赏，特辟两章专论日俄战争中日、俄军舰队的不同表现。同时马汉也清醒的认识到各种细节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在《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一书中，他直言：“在各种事件组成的进程中可以窥见制造过程；但是，无论在现在的历史或整个过去的历史中，这些事件都包含了大量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因其各种各样相互冲突的发展方向，而不仅使探究者大感困惑，产生一种完全混乱的感受，而且遮蔽了那些决定性的条件，乍一看之下还完全掩盖了这些条件。然而，这些条件总是存在着；它们影响和制约了全部事件，而这些事件本身看起来经常是混乱地交织在一起，完全没有任何充分的控制力量加以引导。”

雪儿简思书中提到的很多事件，拆开来都会是一个大问题，对最后的结果起着各式各样的影响，比如方伯谦是否临阵脱逃的问题。方伯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上一直被斥为临阵脱逃的胆小鬼，而近年来又有方伯谦后人为其申冤翻案，姜鸣在《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中也持方伯谦冤死于丁汝昌无能推诿之论。《大东亚的沉没》中，雪儿简思的表述显然考虑到了这股翻案风的存在，既直陈济远舰悬挂白旗驶离战场，又引日后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海军总长的济远舰水兵黄钟瑛之证词以为信言。黄钟瑛的事后回忆称“击中吉野，歼其首要及员弁以下，死无算”，然吉野舰舰长河原要一与日本第一游击舰队坪井航三并未伤亡，可见并不可靠。另一流传已久的传言称东乡平八郎在1891年北洋舰队访日期间由发现中国军人在军舰主炮上晾晒衣服得出北洋水师管理混乱、纪律松懈的结论，更早有陈悦的《北洋海军军舰“主炮晾衣”说考辨》指出是一个以讹传讹的乌龙，而雪儿简思仍称未经证实。总体来说，此书里可商榷的东西很多，作为历史读物翻翻无妨，但要求得确实的信息还需要研究更多的资料。即使从国际法角度来检讨这一史实，早有戚其章2001年出版的专著《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

高升号事件已过去百多年，建立一支强大海军的愿望似乎还停留在要不要造航母的讨论上，而国际法这张遮羞布也依然遮盖在许多战火硝烟的伤口上，伊拉克运动员入场时，小布什客套地鼓起了掌。

黄浦江 摄于2004年10月27日 上午11时25分02秒

我父亲的出生地——上海。人们渡游这条伟大江流，向这座伟大城市致敬。

——陶喆

周洪波的《董家渡》从情感上说是一个噩梦，可以连用三个成语来反映我的感受：浅尝辄止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作为极低废片率的产物，又加以“直接电影”的矫饰，仍难掩创作的初始目的——房产商在推介楼盘时附赠的影像资料。华润置地正是建设董家渡高档滨江住宅区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最后一个长镜头显得尤为败笔，从热闹到萧条，九曲回肠，正欲抚残嗟叹，待回首却怔在墟后新立的高楼，怎不无语凝噎。《方浜中路的等待》费时几年去跟踪一个普通家庭，直到成功隐没成壁花，母女俩口角一段，由普通话转沪语却毫不在乎镜头的存在，是真撕破脸也是真性情，岂是吃吃小笼、洗洗头、转悠几圈就能得来的。理智地解析后，还是有所得，放弃那些会很有戏的人，浮世浮绘看众生，可实施得有些拙笨，扛着32mm的摄影机，举着长长的收声筒……渡口的四次映现，并不是让人回到这里，而是电光幻影间的真实忽现。董家渡不仅是个卖布的地方，不仅有天主堂，更是上海历史的缩影。Lotus Ferry，权且理解为忘忧渡，“一对在理发店相依为命的兄妹，一个像流浪汉却能讲流利英语的老人，一个每天忙碌的水果摊年轻人”之外，还有街道工厂里的场景，养乌龟养鸡的大爷大妈，还有老人们悄悄塞钱给旦角的昏暗舞台……能感动人的是这些真实的场景，而不是摄影机后面指手画脚的人。

董家渡之名最早见于清嘉庆《上海县志》，此地原为北仓渡，为何改名董家渡，众说纷纭，有董姓渡夫说，也有的附会于董华亭。据《上海内河航运志》，塘董线始创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曾先后由张、朱、孙、曹四姓诸人捐田置船设渡，航线自浦东塘桥至浦西董家渡。（夏扬在《上海道契：法制变迁的另一种表现》一书中称义渡创设于清顺治二年，即1645年，由乡人张伦、朱茂捐田设立。）其西岸渡口建有屋宇，岸滩砌以长石，有“翼翼四艇该无停晷”之盛，官府亦为之铺筑石路，以“永济”名其渡（董家渡之前身），称誉当世。曹垂灿撰有《义渡碑志》，勒石为证。该渡最初为义渡，后因往来人数渐多，支出颇多，遂酌收渡资。

从董家渡到塘桥，塘董线日复一日地仍往来两岸。塘桥这端的码头，百多年前曾惹出一桩大案，这就是长达十一年之久的董家渡码头案：自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始，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方结案。《塘工善後局清理英商怡和契地重建董家渡码头辟筑塘桥马路案》这本小册子记载了这一事件的原委始末。英商怡和洋行觊觎浦东一侧的董家渡义渡码头，欲巧取豪夺之好使自己原有的码头连成一体：先使路窄难行，而后填泥围笆建立码头令渡轮难以靠岸阻挡航路。怡和洋行曾向上海道提议迁造码头于南半里处的耶松船坞北首，惟此处水急难行，为渡口方所驳。（耶松船坞，为当时上海外商修造船业的龙头老大英商耶松船厂所有七大船坞之一，设于浦东董家渡，最早为苏格兰人莫海德于1853年所建，码头、仓库外有大型锅炉、大功率抽水机及起重机等修船设备。）怡和洋行又施一计，出示自己的租地道契，即美册第127号、146号、184号、186号、187号和363号道契。道契者，鸦片战争后订立《上海土地章程》的产物，乃外国人在中国取得土地的凭证，需经中国政府批准发放。怡和洋行所缴诸道契只有127号与363号道契注有明确的土地四至，其余皆含混不清，言“界依原契”，怡和声称原契无从查觅，致使上海道无法确实勘丈土地，英人又自说自话绘图送官，妄图瞒天过海。董家渡码头原有凉亭供人歇息，英方所绘地图中，渡亭至怡和笆脚之处有一曲形地块引起争议，怡和洋行竟更示凉亭粮串为证，粮串为官府所发缴纳钱粮的收据，凉亭重建时为完粮，设茶馆以收租，其后粮串不知何故为洋人所得。经查，粮串之事乃洋人借故校验后强占不还，真相大白后，怡和洋行众怒难犯只得将粮串移交中国官府，董家渡义渡亦移由同仁辅元堂（善堂名，由原同仁堂与辅元堂合并而成）、浦东同人会等管理。上海道最终依据同仁辅元堂、浦东塘桥局（即后之浦东塘工善后局）等所绘地形图来定界，怡和洋行拆除部分码头，放宽进入渡口码头的路径。董家渡码头的渡夫在此案中屡次上书，争讼维权，据理力争，与士绅商团一道保全了董家渡义渡，若非这番努力，安得今日之塘董线轮渡。

上篇讲阿班的淞沪抗战回忆，遂想起关于董家渡的另一段往事。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战火纷飞，我空军几番轰炸敌舰“出云号”，14日海军又自沉“普安”运输舰塞于董家渡航道，与其他封锁线一道共同守卫黄浦江航道。小舰则间或出击，依地利穿出沉船间袭击“出云”舰。

写完董家渡，我终于去了一趟董家渡。8月27日补记。

然而淞沪抗战真正开始竟是在8月14日，张治中将军在其回忆录曾痛惜不已：“我预定十三日拂晓攻击，本想以一个扫荡的态势，乘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但现在失此良机，似乎是太可惜了！”（见《张治中回忆录》，第二章：北伐到抗日，第五节：再度抗日——八一三淞沪之役，进军上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121至122页）究其原因，正是国民政府不得进攻的电令。8月13日的上海，虽然冲突频发，日军多次发动地面进攻和大炮轰击，“不过是两军对垒，步哨上有些接触”。13日夜，蒋介石正式发出开战命令。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日本者竟派遣大批战舰、陆军以及其他武装队伍来沪，并提出种种要求，以图解除或减少中国自卫力量。日本空军并在上海、杭州、宁波以及其他苏浙沿海口岸，任意飞行威胁，其为军事发动，已无疑义。迨至昨日（十三）日以来，日军竟向我上海市中心区发动猛烈进攻……”

下午一点，船终于在上海外滩靠岸，那天是8月18日的下午。阿班得以沐浴更衣洗去一路的尘垢与疲劳，大世界与汇中、华懋（今和平饭店南、北楼）饭店两处的尸臭却仍弥漫其间，14日中国空军为击沉日寇旗舰“出云号”，投弹追击，不料失准，误伤群众数千人。此时的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早已迁至了苏州河南岸，1937年时暂栖于江西路福州路隅西南侧的建设大厦（Development Building，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网站中文版称开发大楼），阿班原先居住的百老汇大厦（Broadway Mansions，今上海大厦）早已湮没在战火中，便在领事馆斜对过的都城饭店（Metropole Hotel，今称新城饭店）租下了十一楼整层，以两个阳台为凭藉，遥望日机轰炸北站、闸北与南市的情形。

 

Christopher Banks恰在这血腥的时刻来到上海。他为追寻父母的下落而来，多年前他出生在这里，然而父母却接连失踪杳如黄鹤，直到他成为声名显赫的大侦探声誉正隆，此时的他异想着只要能找到父母，正义得以伸张，便能阻止战争。1937年9月20日的华懋饭店里，班克斯回忆着三个星期来的诸事：在到达上海的第二晚，我参加了在汇中饭店顶楼舞厅举办的舞会，英国领事馆的麦克唐纳先生与工部局（municipal committee，陈小慰译为市政局，误）的格雷森先生忙不迭地要为我在极司菲尔公园（今中山公园）搞个成功破案的庆祝仪式……在那个血腥的星期一（1937年8月23日，我军与登陆敌军彻夜激战，空军误炸南京路永安公司，死伤逾千，阿班与助理安东尼·比林汉时正采购观战所需望远镜，恰在其中。When We Were Orphans的书影，背景正是永安公司。）之后，交战双方已变得格外小心。阿班追索来龙去脉发觉投弹的乃是中国飞机，而其时多数报道皆归罪于日机，时人皆自欺欺人地以为日本人不善飞行亦无准头，直到他们遇上零式机。“北站距我所在大楼的直线距离只隔八条街。每有巨型炸弹爆炸，便有滚烫的金属弹片落到我的椅旁，或弹到阳台的墙上。……就避免击中租界而言，日军的炮火也同样精确。他们攻占公共租界以北的闸北后，从那里日复一日向租界以南的华界南市区开炮。炮弹越过四英里宽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落在南市。听到炮弹尖声呼啸，在上海密集的房屋和公寓上空划过巨大的弧形，确实让人胆战心惊。但他们的瞄准精确无误，所有炮弹都落在法租界边界以南五十到七十码外。”这是在十一楼阳台的阿班的观感。班克斯则在汇中饭店顶楼的阳台上持望远镜看着一位船夫晃晃悠悠驾着只小驳船通过低矮的桥洞，炮弹在头顶掠过，落在苏州河的另一头，他惊叹：“原来这就是战争。真有意思。你们认为会有很多伤亡么？”鼠啮蛇螫，空井喻中人尝得蜜甜，便识生命之意；班克斯此问，却纣王一般，斫骨辨髓。阿班抢得西安事变全球独家那晚，便也遇到这么一位冬烘，面对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首脑被人暴力挟持、随时可能被弑的大事件，这位情报官员竟发问：“你觉得这重要么？” 

班克斯在淞沪抗战的炮火中潜入闸北，他执意前往一所十余年前有可能关押着其父母的房子，而罔顾十几年时光的流转。同时租界里的人，甚至中国军人也都在夸大侦破这一案件的重要性——拯救世界。一·二八事变之时，阿班亲赴闸北参访，也曾碰上数群欧美男女错愕地出现在两军交战的掩体前，被这“小争执”所吸引，希望“有日本出面让中国人学会讲理，白人就省事了”。华北“自治”后，日本授意傀儡政权将治下关税降至国统区的四分之一，这使本已猖獗的走私变得更加明目张胆，中国的民族工业岌岌可危，这是比战争更可怖的经济侵略，工厂商家纷纷倒闭，日本人乘机收购，坐收渔利，不仅如此，日寇大贩鸦片，在身心上进一步荼毒中国人民。在这肮脏的交易背后，三井、三菱等日本财阀与叫嚣军国主义的右翼陆军军官沆瀣一气，不断制造事端好师出有名，以攫取更大的利益，阿班也上了他们的黑名单，多次被袭，最后因情势太过危险，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官哈特海军上将说服阿班逃离魔影离开上海。至此，阿班结束了十五年在华生涯。

哈雷特·阿班是位成就卓越的记者，他第一个捅破了德意日三国同盟的缔结，报道了济南惨案的真相，亲历永安公司爆炸又迅即帮助抢救伤员。他是宋美龄、宋子文、松井石根等对立各方的座上客，也是曾被国民政府决意驱逐的不受欢迎者。他也有其远见卓识，认定日本若攻击美国首当其冲便会是珍珠港，断言滇缅公路的军事重要性被高估、援华物资运送的重头仍是空运。他嗟叹中国将会是中国人的中国，战后亦并非太平盛世，若诸问题得不到睿智与正当的解决，过不了四分之一世纪，不待班师将士的儿女成人，就又要被迫再赴异国征战了。

翁贝托·艾柯在《悠游小说林》中引了两个例子。首先是一封读者来信，一位细心的读者在看过了他的《傅科摆》后查阅了所有1984年6月24号的报纸，原因是那一天《傅科摆》的主人公卡素朋经过的路线附近应该有一场非常大的火灾。读者疑惑不解，为什么卡素朋没有看到？另一个倒霉的被人质疑的作者是大仲马，因为火枪手达达尼昂走在了一条连致敬对象都尚未诞生的萨尔瓦多尼路上。

石黑一雄笔下汇中饭店的舞会终究没有发生，时距离8月14日的误炸仅半月。误炸中，两个炸弹一颗将华懋饭店门前的马路炸了个大洞，另一颗则炸毁了汇中饭店的屋顶。

“颠覆平庸”四个字印得比《达摩流浪者》的书名还大，叹口气，拆去腰封，置于案上，任纵一苇之所如。遂想起达摩来。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菩提达摩Bodhi Dharma这一渡，竟暗合了《诗经·卫风》中的“河广”。杰克·凯鲁亚克多年以后便扒火车在美利坚广袤的国土上穿行多时，若反William Blake“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之意，那细细的铁轨也不过是芦苇穗上的一枝，数次穿梭于西海岸到东海岸之间的凯鲁亚克更不曾觉得世界有多宽广。

“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穷。溪长石磊磊，涧阔草蒙蒙。苔滑非关雨，松鸣不假风。谁能超世累，共坐白云中。”贾菲·赖德念给“我”听的这首寒山诗恰如其分地证明题赠给寒山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我”所遇到的第二个“达摩流浪者”正是贾菲·赖德，他指引“我”和亨利·莫利去攀登马特峰，也是他给了“我”去孤凉峰做林火瞭望员的启发。奔波多年始觉自己辛苦追寻的，寒山却早已在那儿，于是通篇不过是寒山体验的证道书，粗糙却真实。贾菲·赖德超强的性魅力让人厌恶，但嘴里不时冒出的东方词汇却又显得高深莫测。如同《蝙蝠侠前传：侠影之谜》里的忍者大师，藏式的风格，中式的阴唳，傅满洲的险恶，达尔杜弗的伪善，末了西方人的面容才是真身。贾菲·赖德是个不错的导引者，但不是维吉尔和但丁式的那种，更像是梅菲斯特与浮士德。他带着“我”游历荒诞淫靡的派对，也一同攀向寒峭的峰巅。然而终究有离开，贾菲·赖德去了日本，日日沉浸于木鱼呢喃声中。“雅雍”只是发泄欲望和精力的出口，王二和陈清扬当年就在云南的荒林里敦伦过伟大的友谊，仅是青年的迷失无力，靠向往遥远的迷思而活。而山中的两月，“我”孤身盘坐山石之上，见证六十次的日落，离开之日也一无反顾。“上帝，我爱你。” “我”抬头望着天空，说出这句肺腑之言。“主啊，我真的已经爱上你了。请你照顾好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又是归了基督教的本真。

经贾菲·赖德（即加里·斯奈德）的引荐，这批年轻人都服膺于禅宗哲学。在孤凉山上独坐的“我”与山，真是相看两不厌。半夜醒来，窗外巨大的黑色怪物是远在几十英里外的加拿大的贺祖米山，极光如奶般洁白，又轻薄似纱地笼在山巅，寒山诗“碧境泉水清，寒山月华白。默知神自明，观空境愈寂”的意境便悠悠然从心头升起。“那一晚，我在孤凉峰上20个小时没有合眼，从早晨浓重的雾气到夜晚的星空，突然，贺祖米峰两个尖峰的暗影倾倒下来，我的窗户一片漆黑——空，我看到了虚空。每次我想到“空”时，我就会看见贺祖米峰，而心里十分明白——我至少凝视它70天。”凯鲁亚克对于自己偏爱的景色总是一用再用，刚在《达摩流浪者》的末梢赞美过山浴光笼的美景，又在《孤独天使》（Desolation Angels）的开头一唱三叹。那只观音幻化的熊试图从冻成冰坨的牛奶罐里弄出奶酪，“我”一直等待着的就是他。收有凯鲁亚克一些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小说片段的合集《孤独旅者》（Lonesome Traveler）中甚至截取了这段文字韶华重现。“它会证明我们一直以来信以为真的事情都是错的，会证明就连这个证明自身也只是空……”“而我将是虚空，不动而永动。”很多话异常顺滑地从这本书接续到下一本书，凯鲁亚克一生所写的都只是同一部书。他想象着自己前的千载，寒山坐在同样的峭壁上、隐身于同样的迷雾下吟诗，与拾得相互讥诮嬉闹，“我”目睹寒山出现在床前，向东方指去……寒山影响了“垮掉的一代”，驻锡的国清寺，与拾得的莫逆交，皆为人所乐道，姑苏城外钟声到船的寒山寺亦因寒山、拾得来此住持而名。寒山亦尝言：“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寒山的勃兴似乎仅是百来年的事情，日本人喜欢他，因为寒山诗的浅白不亚于白居易。禅式风更是江户以来幕府武士阶层所独喜的美学形态。一如中峰明本，这位擅书“柳叶体”的大师，在东瀛受到的关注远甚于中土。德国人劳悟达甚至写了专著《“自是一家”：（1263-1323）》来研究其书法成就。中峰明本的作品、顶相现多存于日本，其与赵孟頫的交往也为人所乐道。寒山在北美大陆的风靡，正是凯鲁亚克一辈的言传身教：那些下午，在那些慵懒的下午，我在孤凉山的高山草地上或坐或卧，四周环绕着绵延百里不绝的雪峰，贺祖米峰在北面隐现，南面则是白雪覆盖的杰克峰，一泓湖水流淌于西面远处贝克山积雪的山丘之间，构成一幅令人着迷的画面；东面河流般的山脊绵延起伏，直接插入卡斯卡德山脉。刹那间，我突然顿悟：“是我在变化、在行动、在往来、在抱怨、在伤害、在欣喜、在喊叫，是我而不是虚空。”每当我开始思考所谓“空”时，我就面朝贺祖米山——我的床、椅子和整面草坡都朝北——直到我明白“贺祖米山就是空，至少对我的眼睛来说贺祖米山就是空明”。

摩西在西奈山上坐了四十天，然后带着石板下山。耶稣在旷野里经受了魔鬼四十天的诱惑，为圣灵所充满。杰克·凯鲁亚克在孤凉山山冥思沉吟了六十三天，对着小屋和山峰微微一笑，转过身，走下山径，往世界回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