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七娘起造的经幢即为亡夫潘二郎灭罪度亡，经幢高约60厘米，二层石柱二层盘盖，盘盖上雕莲花，八角幢身遍刻陀罗尼经文，上层短柱四面各雕有一尊坐佛，线条流畅、形态逼真，构件十余种。现存经幢多存于古刹，而唐宋之际，经幢多为墓幢，置于墓前超荐逝者。拓摹经幢者常只为名家手笔所书陀罗尼经文而忽视起造者之名姓，殊不知经幢自唐中后期始多为墓幢，规模渐小，亦不求精美讲究，仅刻咒之外，惟简述墓主生卒与行状，叶昌炽不解，则有“制作愈简”、“书法每下愈况”、“由繁而约”之叹。

叶氏此幢字迹未湮，上书：女弟子南阳郡妻叶氏七娘伏为，亡夫潘二郎去辛未年（公元971年）三月二十三日下世，七娘遂发志心，敬备净财，于店内建造陀罗尼幢子一所，伏愿亡夫二郎承兹巨善，速返人天早超净域之方便，菩提之果然愿，保扶家眷，溢宁公私，吉庆谨白，时岁次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四月十三日朔，妻叶氏七娘题记。

经幢被发现的庆春路新华路交会处过街地道工地，在一千多年前，乃是吴越国钱弘俶治下，北宋江山甫定，卧榻旁有他人酣睡也无可奈何，而钱氏一族秉钱鏐遗志保境安民，贡奉不绝。开宝元年（公元968年）保俶塔兴建，开宝四年，又起造六和塔以镇江潮。钱鏐“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一语，分明是“意恐迟迟归”，叶七娘所居处更有北桥巷之吉祥寺，牡丹堪称一绝，百多年后苏东坡谪闲杭州，必往赏花扶醉乃归，留题数首《吉祥寺赏牡丹》诗：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

刘淑芬云唐五代时人谓塔以所论，经幢亦然，故塔幢实为一体，形制相仿，幢较塔易为，塔需品级遵制，而经幢则无此忌讳。叶七娘置经幢于店内，因前店后家，故实为供养于宅，洛阳白居易故居曾出土经幢残件，有“开国男白居易造此佛顶尊胜大悲”等字，可见此风之盛。秦汉时地狱之说未盛，汉墓所置器物，与人间无异，大有享受不完带下去继续之感。而佛教东来，六道轮回之说勃兴，使得中国人的生死观大有改变，因果轮回更是深入人心。如何灭罪度亡，超度亡灵转世往生，使其免受地狱业火煎熬，世人惟有祈求佛法化解。

刘淑芬《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可算是叶昌炽《语石》以来最为详尽的经幢研究，从陀罗尼、破地狱、五台山文殊信仰、灭罪度亡以及经幢与佛塔关系等几处着手对经幢的发生和演变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某种程度上经幢的演化也关涉着十王信仰的确立和印刷术的诞生，其经咒以外的刻字更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极好材料。

然书中犹有疏漏，页56实测经幢高度表中，“浙江硖石惠力寺经幢”误植为“石硖”；页204以“元代所修的《嘉禾志》称嘉禾县（今福建建阳县）望云桥北有一石幢：‘因昔有涌泉，云是海眼，立幢于上以镇之。’并有诗云：‘矻立应千载，传因海眼成。蓬莱水清浅，曽不见欹倾。’”之例证立幢镇海眼之效，下注“元单庆修徐硕纂《至元嘉禾志》，卷二十八，‘石幢’。”

既为《至元嘉禾志》，则所载乃元时嘉兴路，即嘉兴、松江二地，非是福建建阳。望云桥在今松江镇。“望云桥”与“石幢”二则出于卷二十八题跋，为许尚《华亭百咏》之一。然《至元嘉禾志》载石幢位于望云桥南。《四库全书总目》称《华亭百咏》宋许尚撰，是编作于淳熙间，取华亭古迹，每一事为一绝句，题下各为注。《宋史·艺文志》不著录，元至元中，徐硕撰《嘉禾志》卷二十八始全载其诗。清世其诗大行于世，厉鹗《宋诗纪事》存其《百咏》之十首，其中有《顾亭林》一诗。顾亭林者，明末清初大儒，南宋时人如何能知？盖残章湮漫，后人添补缀之。

格劳秀斯虽开启了近现代的海权概念，可那未必是他的本意，为维护本国利益（当然不免摇摆）也许才是身处历史之中的他真正想做的。然而格劳秀斯的努力撼动不了英国继荷兰、西班牙之后成为海上霸主的事实，雪儿简思在其所著《大东亚的沉没：高升号事件的历史解剖》的后记中仍感慨：“高升号事件，向我们证明了，这个世界所信奉的是丛林原则，正义、真理乃至舆论总习惯于站在胜利者一边，至今依然。”正如十八世纪的欧洲人拿中国的完美形象来讽刺本国黑暗政治，故意美化为自己希望其呈现的形象，只为推动本国的政治改革，关注点还是自身的利益，什么服膺文明国度，不过权且为自己所用罢了，“橘子榨干了，自然要抛却，”腓特烈二世如是说。

1894年7月25日，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运送中国士兵前往朝鲜，在丰岛附近海面被埋伏的日舰击沉，船上大部分官兵遇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升号事件。其时中日尚未宣战，而日军突然袭击的卑劣行径造成了从怡和洋行租借来的商船高升号沉没，这不能不引起各国的关注，若处理失当必引起国际争端。由于获救船员的国籍、立场不同，证词各有出入，清廷对于原有国际法又过分信赖，结果有理变为无理，主动变为被动，最终反成了英国追讨赔偿的对象，日本则跻身新锐列强。

对于不宣而战还是先宣后战，国际法学界在1907年达成共识并通过了《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禁止没有预先警告而开始敌对行为，且战争状态必须毫不迟疑地通知各中立国。乍看高升号事件的悲剧似乎不会重演，然而宣战和战争行动间应有合理间隔期的原则并没有体现在公约中，高升号事件中主张绥靖的英、俄、美三国在二战中真正地吃到了教训，闪电战和奇袭珍珠港让盟军遭受了巨大损失。而盟军的作为也没有避免无辜人众的重大伤亡，君特·格拉斯在小说《蟹行》中，用文学的手法描述了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沉没，这场有史以来最大的海难葬送了近万人的生命，其中绝大部分是难民妇孺，苏联海军的三颗鱼雷在打击了德国法西斯的同时也伤害了多灾多难的德国人民。美国潜艇在东海海域击沉日军运输船里斯本丸，船上近两千名英军俘虏坠海，舟山渔民奋力抢救仅救起四百余名，近千名英军士兵葬身海底。而高升号事件中遇难了七百余名精锐淮军，相当于牙山清军兵力的三分之一，这样的惨痛结果，不仅导致在朝军事力量的失衡，更在心理上间接击溃了清军。此后，清军在朝鲜屡战屡败，主将叶志超临阵脱逃还谎称大捷。相较日军在发现被击沉的运兵船乃是英国船时，统一口径，努力挽回其国际形象不遗余力，清廷却被动地揣摩列强心意，一心仰指英、俄等国出面教训日本，殊不知日本不宣而战的时间故意定在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签订却未换文的时刻，一方面显示出日本脱亚入欧的决心，因为这份条约乃是日本与西方列强签订的第一份平等条约，东亚的重心隐隐有由北京变为东京之势，另一方面日本的狡诈，实际上胁裹了英国官方为其侵略行径背书，英国面临公布条约后沉浸在高升号事件阴影中民众的口诛笔伐，自然得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开脱。英国被迫选择日本结成更亲近的同盟来为这一次的事件买账，而中俄则愈走愈近，为其亚洲霸主地位谋划多年的日本自然乘胜追击，在日俄战争中大败俄军，血洗旅顺，完成了对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势力覆盖，俟时机成熟列强忙于欧战之际，日本已成为瓜分中国的浪潮中最大的受益者。而开启这一连串多米诺反应的嚆矢，即是高升号事件。 

击沉高升号的日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日后成为日本的“军神”，在日俄战争中完败俄军更使他声名显赫，博得“东方纳尔逊”之誉，海权论鼻祖、两度担任海军学院院长的美国军事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在其《海军战略》中对东乡平八郎大加赞赏，特辟两章专论日俄战争中日、俄军舰队的不同表现。同时马汉也清醒的认识到各种细节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在《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一书中，他直言：“在各种事件组成的进程中可以窥见制造过程；但是，无论在现在的历史或整个过去的历史中，这些事件都包含了大量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因其各种各样相互冲突的发展方向，而不仅使探究者大感困惑，产生一种完全混乱的感受，而且遮蔽了那些决定性的条件，乍一看之下还完全掩盖了这些条件。然而，这些条件总是存在着；它们影响和制约了全部事件，而这些事件本身看起来经常是混乱地交织在一起，完全没有任何充分的控制力量加以引导。”

雪儿简思书中提到的很多事件，拆开来都会是一个大问题，对最后的结果起着各式各样的影响，比如方伯谦是否临阵脱逃的问题。方伯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上一直被斥为临阵脱逃的胆小鬼，而近年来又有方伯谦后人为其申冤翻案，姜鸣在《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中也持方伯谦冤死于丁汝昌无能推诿之论。《大东亚的沉没》中，雪儿简思的表述显然考虑到了这股翻案风的存在，既直陈济远舰悬挂白旗驶离战场，又引日后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海军总长的济远舰水兵黄钟瑛之证词以为信言。黄钟瑛的事后回忆称“击中吉野，歼其首要及员弁以下，死无算”，然吉野舰舰长河原要一与日本第一游击舰队坪井航三并未伤亡，可见并不可靠。另一流传已久的传言称东乡平八郎在1891年北洋舰队访日期间由发现中国军人在军舰主炮上晾晒衣服得出北洋水师管理混乱、纪律松懈的结论，更早有陈悦的《北洋海军军舰“主炮晾衣”说考辨》指出是一个以讹传讹的乌龙，而雪儿简思仍称未经证实。总体来说，此书里可商榷的东西很多，作为历史读物翻翻无妨，但要求得确实的信息还需要研究更多的资料。即使从国际法角度来检讨这一史实，早有戚其章2001年出版的专著《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

高升号事件已过去百多年，建立一支强大海军的愿望似乎还停留在要不要造航母的讨论上，而国际法这张遮羞布也依然遮盖在许多战火硝烟的伤口上，伊拉克运动员入场时，小布什客套地鼓起了掌。

“八·一三”淞沪会战进入后期，11月5日敌寇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包抄中国守军后方，致使中国军队腹背受敌、上海沦陷。19日，嘉兴、苏州等地沦陷。我家也就在那时从嘉兴城内逃难到了南汇。

我的曾祖父沈毓仙，据说原本姓朱。沈、朱二氏乃嘉禾大姓，嘉兴沈氏，来源有五，曰：竹林沈氏、师桥沈氏、荒畴沈氏、松江沈氏、江都沈氏。缸甏汇处至今仍存之古迹秀城桥即竹林沈氏后裔捐造，清沈可培系出此族；师桥沈氏，明末徙于嘉兴，后有一房居南门，沈钧儒系出其脉；光耀荒畴沈氏者，乃沈乙盫；松江沈氏则有《万历野获编》之沈德符；江都沈氏，元末徙居于此，后人散居城乡。现之秀水朱氏，非汉会稽太守朱买臣之后裔，明万历后始盛，一支明景泰年间自吴江赘于秀水，族内有名人明宰相朱国祚，清竹垞老人朱彝尊，今存《秀水朱氏家乘》；另一支先世居徽州歙县，后迁居嘉兴。潘光旦曾作有《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详述情状，此不赘言。

朱、沈交好，沈氏无嗣，朱氏便将一子过继沈家，故而曾祖父名沈毓仙，而其弟名朱瘦竹。父亲常哂的陆明曾写有《吃客石轩》，讲到“他（石轩）和庄一拂、朱瘦竹两先生是一辈人，也是公园茶叙的一位常客”。另有一文《两位“半盲老人”》，则专叙陈贤林与朱瘦竹。朱瘦竹其名，我最初大约也是从此文得到的印象。闻其子治印，颇有功力，大概与乃父不无关系。据父亲讲，“半盲先生”的眼睛是拿剪子撬洋铅皮桶取饼干时误伤的，居于芦席汇鱼行街，闲时也曾来闸前街祖父家中走动，祖父称其“阿叔”。八几年父母结婚时，他还曾书婚联一付，可惜那时就仍凭贴在门上，日晒风蚀早已不存了，不过闸前街老宅中墙上原有几幅扇面，祖父所书，大致风韵不差。曾祖父的字原先写的也是好的，南汇初有卫生院时，尝为匾额题名，想来该有些功力。家中另一说法，称解放后嘉兴的路牌一度也由其所书，不知是否以讹传讹了。

“半盲先生”随意恬淡，难得“昔有往南湖卧看夏云如山”的戏言。曾祖父亦是谦谦随和，至南汇后赁屋居于东木桥西堍，开了一间小杂货店，平淡度日，人称“桥头老先生”，前两年去寻访，犹有人记得。曾祖母俞氏，似乎也是大户人家，世居嘉兴城南，父执悬壶。曾祖母与曾祖父育有二子二女，祖父锺林最大，然今二女尚在，一居沪上，一居洛阳，二子已殁。

南汇旧时陆路难至，水路发达，附近多湖荡，祖父称嘉兴至南汇须摇船一天。但居水中央，民居少店铺多，一条街市，东西各有木桥，战时依旧盈门。东木桥下乃杜家港，吴药窗在“盛二先生”、“杜家港”二则，均言及暂居之事。盛子瑾与其隔一条杜家港居住，有桥通，相距数百步而止。吴藕汀则居于桥东妻外婆罗氏家中，罗宅在铁店湾外，过东木桥，北走数十步即是，有平屋三四间，朝西临港。吾家之杂货店，正在桥下西堍，正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吴氏所述药铺“云深处”，时人聚头探听嘉兴消息之所，估计乃在中大街。吾尝作文，戏言“南汇，难回”。间有几处地名，街巷窄甚中基路，门板严整，一如晨曦未启露霭湿滑青石板，闪回怔觉待开张。南汇近年来萧条败落，地图上湮没无迹。房屋多有坍圮空置，任其朽烂，不复往日之繁华熙攘。

附：两位“半盲老人”

在七十年代初的人民公园茶室的“茶叙”上，有两位“半盲老人”，一是陈贤林先生，一是朱瘦竹先生。这两位老先生，都因晚年一目失明而得外号“半盲”。陈先生是杭州都锦生丝织厂学徒出身，后为画师，都锦生有不少名作他都参与设计。陈先生退休后回嘉兴，他来茶室时，手里经常把玩一段手指粗细的化石，从曹庄乡麒麟坝上拾来的，据他考证是四五千年前的桑树根，可证那时的先民已经从事植桑养蚕缫丝的生产。这一小段化石，乌黑坚硬，俗称“麒麟屎”，经陈先生一考证，意义就大了。

六十年代初，陈先生应庄一拂先生之请，为《嘉兴名贤像赞》绘图，大约有100来幅，从汉代的严助起到晚清的沈曾植等，嘉兴历代的先贤都被他以很工致的线条绘成肖像图，并由郭蔗庭配景。这些"肖像"，大多是虚构的，因为古人是很少有“写真”（图画和石刻像）流传下来的。但由于陈先生画得好，使这部具有一定地方史价值的“像赞”，得到不少人的喜爱。如果将来有谁能把“像赞”影印成书，我想陈贤林先生若地下有知，一定会深感欣慰的。

陈贤林先生为人忠厚而寡于言语。和陈先生相反，朱瘦竹先生虽年长多岁，但人要活跃得多，说话诙谐，对身边的琐事很看得开。朱先生的经历我知道的不多，他年轻时在嘉兴教育界做事，和王映霞同在一所学校。郁达夫1927年6月25日日记：“……十点钟到嘉兴。映霞在站上候我，车到站后，雨却停了。在城外走了一阵，就上城内庆丰楼去定座请客，请的都是映霞的同事，吃到午后两点，大家方才散去……”这“映霞的同事”里头，有一位就是朱瘦竹。1986年秋，朱先生把王映霞当年在嘉兴嘉中附小任教的情形写成一回忆文章，作为当时研究郁达夫的资料刊登在嘉兴报上。不久，王映霞女士即看到报纸，从上海寄来一信，略谓对嘉兴虽还有感情，但因一生受到的“伤害”最初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故不愿重提旧事。这大约是朱瘦竹惟一一次在嘉兴报上发表的文章。

朱瘦竹一生足不出里门。他在嘉兴生活了这么久（朱去世时已90高龄左右），对嘉兴各个时期的历史情况非常熟悉，文笔也不错，可惜疏于记述，有不少属于很好的文史资料就此湮没了。他平时喜吟咏，到公园茶室喝茶，总带有写在香烟壳纸上的诗，拿出来传阅一番。但真正存下来的诗并不多，大概是不自矜贵，随作随弃了。他曾经请人刻了一方闲章，以“闲云野鹤”自况，对生活始终抱着“随遇而安”的态度。和沈茹松先生相比，在朱的身上决然找不出一丝一毫的“火气”。这一特点反映在他的书法上：随意、恬淡，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种风格。八十年代初，他曾有一次机会参加嘉兴全市的书法作品展览，记得是一幅册页，上写四个行书大字，墨色很淡，挂在并不显眼的位置上，却引来不少人的激赏。据说朱作字用的是“拖笔”，不拘纸笔墨的优劣，不拘心情的好坏，随时随地都可以写出那种“随意、恬淡”风格的字，水准线很平稳。八十年代末，我去芦席汇拜访他，他久困病榻，但谈话的兴趣仍不减当年。他兴致勃勃地对我盛赞金蓉镜的书法如何之好，说他收藏有金的四个条幅，意欲出让给识货的人。我那时既没有钱，对收藏名家字画也无兴趣，这件事听过也就撂开了。我倒是希望能得到“半盲老人”的字，以作纪念。我把这意思说了，他听了略显怔忪，说随写随丢，家里找不到半张字了。他说等他病好些时一定给我写，但这句话终未能实现，这是很遗憾的。

金庸武侠全集评点本、贾平凹小说评点本堪比行为艺术，足可一哂。然披沙拣金，金圣叹评点才子书可称精彩，毛 泽 东评点二十四史亦有可观。而从费马遗稿中发掘出的《附有费马评注的丢番图的算术》，更是数学界最香甜的金苹果，引无数英雄竞折腰。1670年费马的长子终于意识到他父亲那些业余爱好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将其遗著整理出版，边边角角上那四十八个评注才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我有一个对这个命题的十分美妙的证明，这里空白太小，写不下。”今日的人们已很熟悉这句话，这个难题在困惑了世间智者358年之后，被英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于1994年破解。当然他经过现代数学的武装，运用的是费马时代不曾出现的方法，几个世纪中已经有无数人前仆后继地为解决这个最后的定理而努力，安德鲁·怀尔斯的成果正是那些为此付出生命的英才所坚信的意义。究竟是费马自信满满又一脸坏笑不肯书写下来的那种奇妙解法有漏洞，还是他灵光一闪得觅终南捷径，或可未知。只要山在那里，就会有人去登。

“梧桐叶落分虽别，恩爱夫妻不到冬。”宝钗的灯谜叫贾政自忖悲戚，“小小年纪，作此等言语”，看来非是福寿之辈。现时腰封的境遇恰似竹夫人，往往一揭即弃，长门哀怨。腰封的引入，更多是日本的影响，港台出版业受日本影响较早，所以腰封的使用也较多。腰封如腰带一般，柔裹书衣，或印书名作者，或印简介文案。有些文字印在封面上破坏整体美观，于是便移至腰封，宿命即是将弃。若为宜其室家，之子于归，则宽衣解带乃必至之途，好的腰封能让人生亵玩之意，而不解风情的腰封只会让人远观勿近。着衣美褪之更甚，做书当如此。然流弊深重，令人不知发噱还是发悲：拣用数字骇人，现代意味极重，“十余种语言，数十国发行”务必珠圆玉润，但求一鸣惊人，路易十四后期就颇爱用这样的手段，可内忧外患一仍其旧；樋口一叶荣登新日币五千元，出版商自要大鸣大放一番，名人称道更是必备良药，总理说好与不好皆成卖点；现代人从众心切，排行榜怎么能少，媒体金口更是贱如话痨，高据某某排行榜数年更好；乌鸦难得飞得高，一朝得势，机会怎能放掉，比哈利·波特更畅销，千年老二也能过，“堪比”“媲美”“有如”连词多而俏；实在没的招，放胆编编有人要，结果统统是第一，撞了车来直嘈嘈。

黄浦江 摄于2004年10月27日 上午11时25分02秒

我父亲的出生地——上海。人们渡游这条伟大江流，向这座伟大城市致敬。

——陶喆

周洪波的《董家渡》从情感上说是一个噩梦，可以连用三个成语来反映我的感受：浅尝辄止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作为极低废片率的产物，又加以“直接电影”的矫饰，仍难掩创作的初始目的——房产商在推介楼盘时附赠的影像资料。华润置地正是建设董家渡高档滨江住宅区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最后一个长镜头显得尤为败笔，从热闹到萧条，九曲回肠，正欲抚残嗟叹，待回首却怔在墟后新立的高楼，怎不无语凝噎。《方浜中路的等待》费时几年去跟踪一个普通家庭，直到成功隐没成壁花，母女俩口角一段，由普通话转沪语却毫不在乎镜头的存在，是真撕破脸也是真性情，岂是吃吃小笼、洗洗头、转悠几圈就能得来的。理智地解析后，还是有所得，放弃那些会很有戏的人，浮世浮绘看众生，可实施得有些拙笨，扛着32mm的摄影机，举着长长的收声筒……渡口的四次映现，并不是让人回到这里，而是电光幻影间的真实忽现。董家渡不仅是个卖布的地方，不仅有天主堂，更是上海历史的缩影。Lotus Ferry，权且理解为忘忧渡，“一对在理发店相依为命的兄妹，一个像流浪汉却能讲流利英语的老人，一个每天忙碌的水果摊年轻人”之外，还有街道工厂里的场景，养乌龟养鸡的大爷大妈，还有老人们悄悄塞钱给旦角的昏暗舞台……能感动人的是这些真实的场景，而不是摄影机后面指手画脚的人。

董家渡之名最早见于清嘉庆《上海县志》，此地原为北仓渡，为何改名董家渡，众说纷纭，有董姓渡夫说，也有的附会于董华亭。据《上海内河航运志》，塘董线始创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曾先后由张、朱、孙、曹四姓诸人捐田置船设渡，航线自浦东塘桥至浦西董家渡。（夏扬在《上海道契：法制变迁的另一种表现》一书中称义渡创设于清顺治二年，即1645年，由乡人张伦、朱茂捐田设立。）其西岸渡口建有屋宇，岸滩砌以长石，有“翼翼四艇该无停晷”之盛，官府亦为之铺筑石路，以“永济”名其渡（董家渡之前身），称誉当世。曹垂灿撰有《义渡碑志》，勒石为证。该渡最初为义渡，后因往来人数渐多，支出颇多，遂酌收渡资。

从董家渡到塘桥，塘董线日复一日地仍往来两岸。塘桥这端的码头，百多年前曾惹出一桩大案，这就是长达十一年之久的董家渡码头案：自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始，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方结案。《塘工善後局清理英商怡和契地重建董家渡码头辟筑塘桥马路案》这本小册子记载了这一事件的原委始末。英商怡和洋行觊觎浦东一侧的董家渡义渡码头，欲巧取豪夺之好使自己原有的码头连成一体：先使路窄难行，而后填泥围笆建立码头令渡轮难以靠岸阻挡航路。怡和洋行曾向上海道提议迁造码头于南半里处的耶松船坞北首，惟此处水急难行，为渡口方所驳。（耶松船坞，为当时上海外商修造船业的龙头老大英商耶松船厂所有七大船坞之一，设于浦东董家渡，最早为苏格兰人莫海德于1853年所建，码头、仓库外有大型锅炉、大功率抽水机及起重机等修船设备。）怡和洋行又施一计，出示自己的租地道契，即美册第127号、146号、184号、186号、187号和363号道契。道契者，鸦片战争后订立《上海土地章程》的产物，乃外国人在中国取得土地的凭证，需经中国政府批准发放。怡和洋行所缴诸道契只有127号与363号道契注有明确的土地四至，其余皆含混不清，言“界依原契”，怡和声称原契无从查觅，致使上海道无法确实勘丈土地，英人又自说自话绘图送官，妄图瞒天过海。董家渡码头原有凉亭供人歇息，英方所绘地图中，渡亭至怡和笆脚之处有一曲形地块引起争议，怡和洋行竟更示凉亭粮串为证，粮串为官府所发缴纳钱粮的收据，凉亭重建时为完粮，设茶馆以收租，其后粮串不知何故为洋人所得。经查，粮串之事乃洋人借故校验后强占不还，真相大白后，怡和洋行众怒难犯只得将粮串移交中国官府，董家渡义渡亦移由同仁辅元堂（善堂名，由原同仁堂与辅元堂合并而成）、浦东同人会等管理。上海道最终依据同仁辅元堂、浦东塘桥局（即后之浦东塘工善后局）等所绘地形图来定界，怡和洋行拆除部分码头，放宽进入渡口码头的路径。董家渡码头的渡夫在此案中屡次上书，争讼维权，据理力争，与士绅商团一道保全了董家渡义渡，若非这番努力，安得今日之塘董线轮渡。

上篇讲阿班的淞沪抗战回忆，遂想起关于董家渡的另一段往事。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战火纷飞，我空军几番轰炸敌舰“出云号”，14日海军又自沉“普安”运输舰塞于董家渡航道，与其他封锁线一道共同守卫黄浦江航道。小舰则间或出击，依地利穿出沉船间袭击“出云”舰。

写完董家渡，我终于去了一趟董家渡。8月27日补记。

1939年9月，一位名叫史蒂威尔（Stilwell）的中年武官返美出任步兵第2师第3旅旅长，2年后这位军官华丽转身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重返中国，而另一位“中国通”《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则未能如愿，黯然离开这个生活了十五年的伟大国度，余生对此的爱只能牵系在《My Years in China，1926-1941》这回忆录中，阿班一生经历颇丰，民国诸事皆在他笔下传递给全球大众，其中最精彩的莫过于在上海的岁月，虽不乏美式英雄主义的华词，但却令人信服。石黑一雄，著名英籍日裔作家，凭藉描写英国文化中极具特色的男管家之《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获得1989年度布克奖，与萨尔曼·拉什迪、V.S.奈保尔一同被称为“英国移民文学三雄”，其2000年出版的小说《When We Were Orphans》（当我们仍是孤儿时，中译本名《上海孤儿》）也以1937年日军炮火下的上海为背景，主人公英国人克利斯托夫•班克斯回到出生地上海，来找寻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

“作为报社记者，我此次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挫败和绝望。那天正是8月13日，上海之战爆发了。”哈雷特·阿班沉痛欲绝，一路饱受骄阳恶臭闭塞晕眩在天津到上海的路途上走了整整十八天。身为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他有着超常的新闻嗅觉，但此刻，嗅觉愈好懊恼愈甚。

然而淞沪抗战真正开始竟是在8月14日，张治中将军在其回忆录曾痛惜不已：“我预定十三日拂晓攻击，本想以一个扫荡的态势，乘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但现在失此良机，似乎是太可惜了！”（见《张治中回忆录》，第二章：北伐到抗日，第五节：再度抗日——八一三淞沪之役，进军上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121至122页）究其原因，正是国民政府不得进攻的电令。8月13日的上海，虽然冲突频发，日军多次发动地面进攻和大炮轰击，“不过是两军对垒，步哨上有些接触”。13日夜，蒋介石正式发出开战命令。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日本者竟派遣大批战舰、陆军以及其他武装队伍来沪，并提出种种要求，以图解除或减少中国自卫力量。日本空军并在上海、杭州、宁波以及其他苏浙沿海口岸，任意飞行威胁，其为军事发动，已无疑义。迨至昨日（十三）日以来，日军竟向我上海市中心区发动猛烈进攻……”

下午一点，船终于在上海外滩靠岸，那天是8月18日的下午。阿班得以沐浴更衣洗去一路的尘垢与疲劳，大世界与汇中、华懋（今和平饭店南、北楼）饭店两处的尸臭却仍弥漫其间，14日中国空军为击沉日寇旗舰“出云号”，投弹追击，不料失准，误伤群众数千人。此时的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早已迁至了苏州河南岸，1937年时暂栖于江西路福州路隅西南侧的建设大厦（Development Building，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网站中文版称开发大楼），阿班原先居住的百老汇大厦（Broadway Mansions，今上海大厦）早已湮没在战火中，便在领事馆斜对过的都城饭店（Metropole Hotel，今称新城饭店）租下了十一楼整层，以两个阳台为凭藉，遥望日机轰炸北站、闸北与南市的情形。

 

Christopher Banks恰在这血腥的时刻来到上海。他为追寻父母的下落而来，多年前他出生在这里，然而父母却接连失踪杳如黄鹤，直到他成为声名显赫的大侦探声誉正隆，此时的他异想着只要能找到父母，正义得以伸张，便能阻止战争。1937年9月20日的华懋饭店里，班克斯回忆着三个星期来的诸事：在到达上海的第二晚，我参加了在汇中饭店顶楼舞厅举办的舞会，英国领事馆的麦克唐纳先生与工部局（municipal committee，陈小慰译为市政局，误）的格雷森先生忙不迭地要为我在极司菲尔公园（今中山公园）搞个成功破案的庆祝仪式……在那个血腥的星期一（1937年8月23日，我军与登陆敌军彻夜激战，空军误炸南京路永安公司，死伤逾千，阿班与助理安东尼·比林汉时正采购观战所需望远镜，恰在其中。When We Were Orphans的书影，背景正是永安公司。）之后，交战双方已变得格外小心。阿班追索来龙去脉发觉投弹的乃是中国飞机，而其时多数报道皆归罪于日机，时人皆自欺欺人地以为日本人不善飞行亦无准头，直到他们遇上零式机。“北站距我所在大楼的直线距离只隔八条街。每有巨型炸弹爆炸，便有滚烫的金属弹片落到我的椅旁，或弹到阳台的墙上。……就避免击中租界而言，日军的炮火也同样精确。他们攻占公共租界以北的闸北后，从那里日复一日向租界以南的华界南市区开炮。炮弹越过四英里宽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落在南市。听到炮弹尖声呼啸，在上海密集的房屋和公寓上空划过巨大的弧形，确实让人胆战心惊。但他们的瞄准精确无误，所有炮弹都落在法租界边界以南五十到七十码外。”这是在十一楼阳台的阿班的观感。班克斯则在汇中饭店顶楼的阳台上持望远镜看着一位船夫晃晃悠悠驾着只小驳船通过低矮的桥洞，炮弹在头顶掠过，落在苏州河的另一头，他惊叹：“原来这就是战争。真有意思。你们认为会有很多伤亡么？”鼠啮蛇螫，空井喻中人尝得蜜甜，便识生命之意；班克斯此问，却纣王一般，斫骨辨髓。阿班抢得西安事变全球独家那晚，便也遇到这么一位冬烘，面对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首脑被人暴力挟持、随时可能被弑的大事件，这位情报官员竟发问：“你觉得这重要么？” 

班克斯在淞沪抗战的炮火中潜入闸北，他执意前往一所十余年前有可能关押着其父母的房子，而罔顾十几年时光的流转。同时租界里的人，甚至中国军人也都在夸大侦破这一案件的重要性——拯救世界。一·二八事变之时，阿班亲赴闸北参访，也曾碰上数群欧美男女错愕地出现在两军交战的掩体前，被这“小争执”所吸引，希望“有日本出面让中国人学会讲理，白人就省事了”。华北“自治”后，日本授意傀儡政权将治下关税降至国统区的四分之一，这使本已猖獗的走私变得更加明目张胆，中国的民族工业岌岌可危，这是比战争更可怖的经济侵略，工厂商家纷纷倒闭，日本人乘机收购，坐收渔利，不仅如此，日寇大贩鸦片，在身心上进一步荼毒中国人民。在这肮脏的交易背后，三井、三菱等日本财阀与叫嚣军国主义的右翼陆军军官沆瀣一气，不断制造事端好师出有名，以攫取更大的利益，阿班也上了他们的黑名单，多次被袭，最后因情势太过危险，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官哈特海军上将说服阿班逃离魔影离开上海。至此，阿班结束了十五年在华生涯。

哈雷特·阿班是位成就卓越的记者，他第一个捅破了德意日三国同盟的缔结，报道了济南惨案的真相，亲历永安公司爆炸又迅即帮助抢救伤员。他是宋美龄、宋子文、松井石根等对立各方的座上客，也是曾被国民政府决意驱逐的不受欢迎者。他也有其远见卓识，认定日本若攻击美国首当其冲便会是珍珠港，断言滇缅公路的军事重要性被高估、援华物资运送的重头仍是空运。他嗟叹中国将会是中国人的中国，战后亦并非太平盛世，若诸问题得不到睿智与正当的解决，过不了四分之一世纪，不待班师将士的儿女成人，就又要被迫再赴异国征战了。

翁贝托·艾柯在《悠游小说林》中引了两个例子。首先是一封读者来信，一位细心的读者在看过了他的《傅科摆》后查阅了所有1984年6月24号的报纸，原因是那一天《傅科摆》的主人公卡素朋经过的路线附近应该有一场非常大的火灾。读者疑惑不解，为什么卡素朋没有看到？另一个倒霉的被人质疑的作者是大仲马，因为火枪手达达尼昂走在了一条连致敬对象都尚未诞生的萨尔瓦多尼路上。

石黑一雄笔下汇中饭店的舞会终究没有发生，时距离8月14日的误炸仅半月。误炸中，两个炸弹一颗将华懋饭店门前的马路炸了个大洞，另一颗则炸毁了汇中饭店的屋顶。

“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穷。溪长石磊磊，涧阔草蒙蒙。苔滑非关雨，松鸣不假风。谁能超世累，共坐白云中。”贾菲·赖德念给“我”听的这首寒山诗恰如其分地证明题赠给寒山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我”所遇到的第二个“达摩流浪者”正是贾菲·赖德，他指引“我”和亨利·莫利去攀登马特峰，也是他给了“我”去孤凉峰做林火瞭望员的启发。奔波多年始觉自己辛苦追寻的，寒山却早已在那儿，于是通篇不过是寒山体验的证道书，粗糙却真实。贾菲·赖德超强的性魅力让人厌恶，但嘴里不时冒出的东方词汇却又显得高深莫测。如同《蝙蝠侠前传：侠影之谜》里的忍者大师，藏式的风格，中式的阴唳，傅满洲的险恶，达尔杜弗的伪善，末了西方人的面容才是真身。贾菲·赖德是个不错的导引者，但不是维吉尔和但丁式的那种，更像是梅菲斯特与浮士德。他带着“我”游历荒诞淫靡的派对，也一同攀向寒峭的峰巅。然而终究有离开，贾菲·赖德去了日本，日日沉浸于木鱼呢喃声中。“雅雍”只是发泄欲望和精力的出口，王二和陈清扬当年就在云南的荒林里敦伦过伟大的友谊，仅是青年的迷失无力，靠向往遥远的迷思而活。而山中的两月，“我”孤身盘坐山石之上，见证六十次的日落，离开之日也一无反顾。“上帝，我爱你。” “我”抬头望着天空，说出这句肺腑之言。“主啊，我真的已经爱上你了。请你照顾好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又是归了基督教的本真。

经贾菲·赖德（即加里·斯奈德）的引荐，这批年轻人都服膺于禅宗哲学。在孤凉山上独坐的“我”与山，真是相看两不厌。半夜醒来，窗外巨大的黑色怪物是远在几十英里外的加拿大的贺祖米山，极光如奶般洁白，又轻薄似纱地笼在山巅，寒山诗“碧境泉水清，寒山月华白。默知神自明，观空境愈寂”的意境便悠悠然从心头升起。“那一晚，我在孤凉峰上20个小时没有合眼，从早晨浓重的雾气到夜晚的星空，突然，贺祖米峰两个尖峰的暗影倾倒下来，我的窗户一片漆黑——空，我看到了虚空。每次我想到“空”时，我就会看见贺祖米峰，而心里十分明白——我至少凝视它70天。”凯鲁亚克对于自己偏爱的景色总是一用再用，刚在《达摩流浪者》的末梢赞美过山浴光笼的美景，又在《孤独天使》（Desolation Angels）的开头一唱三叹。那只观音幻化的熊试图从冻成冰坨的牛奶罐里弄出奶酪，“我”一直等待着的就是他。收有凯鲁亚克一些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小说片段的合集《孤独旅者》（Lonesome Traveler）中甚至截取了这段文字韶华重现。“它会证明我们一直以来信以为真的事情都是错的，会证明就连这个证明自身也只是空……”“而我将是虚空，不动而永动。”很多话异常顺滑地从这本书接续到下一本书，凯鲁亚克一生所写的都只是同一部书。他想象着自己前的千载，寒山坐在同样的峭壁上、隐身于同样的迷雾下吟诗，与拾得相互讥诮嬉闹，“我”目睹寒山出现在床前，向东方指去……寒山影响了“垮掉的一代”，驻锡的国清寺，与拾得的莫逆交，皆为人所乐道，姑苏城外钟声到船的寒山寺亦因寒山、拾得来此住持而名。寒山亦尝言：“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寒山的勃兴似乎仅是百来年的事情，日本人喜欢他，因为寒山诗的浅白不亚于白居易。禅式风更是江户以来幕府武士阶层所独喜的美学形态。一如中峰明本，这位擅书“柳叶体”的大师，在东瀛受到的关注远甚于中土。德国人劳悟达甚至写了专著《“自是一家”：（1263-1323）》来研究其书法成就。中峰明本的作品、顶相现多存于日本，其与赵孟頫的交往也为人所乐道。寒山在北美大陆的风靡，正是凯鲁亚克一辈的言传身教：那些下午，在那些慵懒的下午，我在孤凉山的高山草地上或坐或卧，四周环绕着绵延百里不绝的雪峰，贺祖米峰在北面隐现，南面则是白雪覆盖的杰克峰，一泓湖水流淌于西面远处贝克山积雪的山丘之间，构成一幅令人着迷的画面；东面河流般的山脊绵延起伏，直接插入卡斯卡德山脉。刹那间，我突然顿悟：“是我在变化、在行动、在往来、在抱怨、在伤害、在欣喜、在喊叫，是我而不是虚空。”每当我开始思考所谓“空”时，我就面朝贺祖米山——我的床、椅子和整面草坡都朝北——直到我明白“贺祖米山就是空，至少对我的眼睛来说贺祖米山就是空明”。

摩西在西奈山上坐了四十天，然后带着石板下山。耶稣在旷野里经受了魔鬼四十天的诱惑，为圣灵所充满。杰克·凯鲁亚克在孤凉山山冥思沉吟了六十三天，对着小屋和山峰微微一笑，转过身，走下山径，往世界回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