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劄 - [枯藤昏鸦]

    2008-04-22

    擇是居叢書初集,收書十九種,《中國叢書綜錄》錄為民國張鈞衡輯,上圖存十六種。觀此山先生詩集張鈞衡跋,歐陽玄玄字缺末筆,此跋作于癸丑年冬,即民國二年,避圣祖諱,蓋不忘前朝耳。詩品跋亦有“本朝有津逮本、厯代詩話本”之語,作于阏逢攝提格即甲寅年民國三年。

     

    檢閱光緒辛丑之躬恥齋經世十八篇,夾有一紙字跡湮漫,大致如此,頗類孔飛力叫魂之惶恐:識破拐子法

    識破拐子法

    龍城柳

    神所守 其神守護以保我軀

    驅厲鬼 驅逐邪昧妖孽遠遁

    出七首 我有寶劍斬除邪精

    福四民 四方萬民福星照臨

    制九醜 妖魔鬼怪聞我者驚

    此六句用黃帋書硃砂字常藏身懷可保其身

    近聞金陵一帶地方有拐子用藥迷人不論老幼男女一被肩拍即時神昏同去大為地方之害爾等識破將此執捆親稟之切切特示

     

    馬修·珀爾《但丁俱樂部》歷史注釋中亦有言:毀滅了小說中某些角色的陰謀純屬虛構,不過,有關詩人詹姆斯·拉塞爾·洛威爾的一部較早的傳記中有一則無可稽考的軼事,或許值得注意:某個星期三夜晚,憂慮不安的范妮·洛威爾不同意自己的丈夫步行去朗費羅家參見但丁俱樂部的翻譯會議,除非詩人同意帶上他的獵槍,由此可以證明她已隱約感到有一股犯罪的陰風正在坎布里奇刮起。

  • 金松岑《拙政园文衡山手植古藤歌》里的:艺圃池莲一往表清逸,更看此藤万古真气完。好句子。借一副图。艺圃池莲

  • 李氏五種合刊 十冊 李兆治輯

    歷代地理韻編二十卷皇朝與地韻編二卷其后云“同治九年季冬合肥李氏重刊”,序后署“同治十年辛未十月合肥李鴻章”;歷代地理沿革圖后則云“同治十年刻于金陵懷寧方(手月)署檢”,序又云“同治十一年歲次壬申孟春既望懷甯馬徵麟素臣識於金陵寓館”;歷代紀元編三卷后則署“同治辛未仲秋合肥李氏重刊”。蓋書目繁多,開刻有先后,刊刻中乃題書序跋,分別印行;亦或重刊時增補序跋。

    歷代地理志韻編二十卷 八行廿二字 析為七冊 有李鴻章序與道光十七年毛嶽生序。

    皇朝與地韻編二卷 八行廿二字 一冊

    歷代地理沿革圖一卷 十二行廿四字 朱墨套印

    皇朝一統輿圖一卷 與歷代地理沿革圖一卷合為一冊

    歷代紀元編三卷 十行廿四字 一冊

     

    李氏五種合刊 十二冊 李兆治輯

    光緒戊子春月埽葉山房校刊,有“埽葉山房督造書籍”章,明顯斷板。書前明言“此書有三本,其輩學齋本為李氏初本,湖北有憶蒼山館本,板字略小,復有合肥李相國重刻本,三本之中惟李本有六德只與地略圖,今取李本翻刻而不刻其圖以此圖字太細密故也,刻成并附校勘記於其后,光緒四年十一月順德馬貞榆。”又云“光緒己卯,以漢志讀此書一過,因標其誤如左,凡殿刻毛刻云者謂漢志也,馬貞榆季立。”

    歷代地理志韻編二十卷 八行廿二字 析為八冊

    皇朝與地韻編二卷 八行廿二字 一冊 前附馬貞榆之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校勘記、道光十七年毛嶽生序。其后乃馬貞榆之皇朝與地韻編校勘記、地志韻編唐志補闕正誤考異。

    歷代地理沿革圖一卷 十二行廿四字 朱墨套印 圖釋較李本為大

    皇朝一統輿圖一卷 與歷代地理沿革圖一卷合為一冊

    歷代紀元編三卷 十行廿四字 析為二冊

     

    皇朝與地韻編二卷 二冊

    八行廿二字 析為二冊 斷版痕如埽葉山房本。前有道光十七年毛嶽生序,而后乃馬貞榆之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校勘記。

    存卷上 一冊

     

    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 皇朝與地韻編 八冊 李兆治輯

    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二十卷 八行廿二字 析為七冊 斷版痕如埽葉山房本。后附馬貞榆之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校勘記。

    皇朝與地韻編二卷 八行廿二字 一冊 前有道光十七年毛嶽生序,后附馬貞榆之皇朝與地韻編校勘記、地志韻編唐志補闕正誤考異。

     

    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 附皇朝與地韻編 四冊

    上海蜚英館石印本,有“知非樓所藏書”章,四冊底端分屬元亨利貞字樣。有李鴻章序與道光十七年毛嶽生序置于歷代地理志韻編前。馬貞榆所訂誤者多有改正,然非全部。

    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二十卷 十三行卅七字 析為三又三分之一冊

    皇朝一統輿圖一卷 三分之一冊

    皇朝與地韻編二卷 十三行卅七字 三分之一冊

     

    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二十卷 四冊

    十四行卅七字,石印本,后附馬貞榆之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校勘記。

    存卷八至卷二十 一冊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圖書綜錄》中錄有清同治九年合肥李鴻章刊本、清光緒四年順德馬貞榆重刊本、清光緒十四年上海掃葉山房刊本、清光緒二十四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妄揣Ⅱ、Ⅲ、Ⅳ、Ⅵ四種為馬貞榆/葉山房一脈,由Ⅱ衍化而來,均經馬貞榆校勘,且斷版處明顯雷同。Ⅱ與Ⅰ的關系則已有馬貞榆序言自明。Ⅴ者顯然后出且有汲取馬貞榆之校勘成果。

  • 日常生活 - [枯藤昏鸦]

    2008-04-10

    譚新嘉的籍貫與生平

    來新夏主編齊魯書社出版之《清代目錄提要》,第452頁有譚新嘉、韓梯云所撰天津直隸圖書館書目,又附作者小傳云:譚新嘉,湖南嘉禾人,生卒年不詳。宣統元年(1909)從日本回國后,應直隸提學使傅增湘之聘,任天津直隸圖書館提調,主編館藏古籍目錄。兩年后辭職南歸。謬,譚新嘉乃浙江嘉興人,嘉興又稱嘉禾,得名自吳大帝黃龍三年嘉禾墩之野稻自生。民國之初,廢府存縣,浙江臨時省議會決定將嘉興、秀水二縣合并,改名嘉禾縣,民國三年內務部厘定各省縣名,以湖南原有嘉禾縣在先,復名嘉興縣。譚新嘉(1874—1939),字志賢,譚其驤乃其侄。光緒三十年,兩廣總督陶模之子淘葆霖與金蓉鏡等人在原鴛湖書院藏書基礎上成立嘉郡圖書館,即嘉興圖書館的前身。開館甫始,曾延請譚新嘉董理館務兼編目員,編撰館藏書目。翌年,書目成,分四卷,辭事。譚新嘉自訂年譜《夢懷錄》有載。譚新嘉1917年即服務於京師圖書館,任中文編目組組長。張元濟續輯《檇李文系》時曾托譚新嘉乘便通檢一遍文津閣內嘉興人之著述手稿。譚其驤曾在《值得回憶的三年圖書館生活》一文中憶述經由伯父譚新嘉介紹進入北平圖書館工作的往事,鄧云鄉《水流云在書話》中亦有提及。李希泌、張椒華所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自五四前后)》、《文獻》第十四輯皆收有譚氏《夢懷錄》節選,(兩者所選不同),全璧手稿現藏于國家圖書館。

    隔閡深至此

    尋朱譯莎劇,不意見英人Sir Charles Bell之『Tibet,Past and Present』,民國二十四年商務史地小叢書版,譯述宮廷璋,校訂竺可楨、向達。其書后附唐蕃會盟碑、七六三年西藏(吐蕃)攻克中國之西部紀功碑、一七九二年戰勝廓爾喀之紀功碑及一八五六年以來的十一種對外條約。唐蕃會盟碑即樹于大昭寺前者,多有耳聞;七六三年西藏(吐蕃)攻克中國之西部紀功碑立于布達拉宮之下,余孤陋,未知今尚存否。柏爾云:此碑字多不存,係因碑文為鎚或其他軍器所損壞。西藏人謂中國人在拉薩有權勢時,故意滅去西藏所克中國諸地名。碑中此部分高出地上遠甚,街市頑童雖好惡作劇,斷不能毀之。有一西藏要人,年已六十餘歲,開棺嘗告我當彼少時,中國人稱欲影印廟旁柱銘一份。但彼等竟以石礫等物磨去多字云云。一西藏官吏告我『中國人不僅磨去不利于中國之字句,并常告西藏人,從此等石柱內面刮下之粉末可以療胸疾。於是西藏亦有人助其破壞者矣。』一七九二年戰勝廓爾喀之紀功碑則為乾隆帝炫耀十全武功耳。

    開棺

    惡臭陳穢 何云美味 掩鼻傷心 為之墮淚 智者善思 能毋悲媿

  • 近几年来,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专著越来越多地被引进到国内,韩震在文津出版社主持的历史哲学译丛预告刊行九种,已出版五种,其中就有海登·怀特、汉斯·凯尔纳、安克施密特等人的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社会与历史译丛、社会与文化丛书已持续出版数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这套历史的观念译丛已出七种,后面将出书目不下十五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年年初推出后现代历史哲学译丛五种;复旦大学出版社陈新主编的《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更是以史学发展的脉络囊括了尽可能多的重要文献。

     

    后现代之后的史学会怎样发展?所有受访学者中最重要的海登·怀特却坚称自己并非后现代主义者——正是他的《元史学》将史学带入了叙事学转向中。师承怀特的汉斯·凯尔纳则指出:理性和信仰仅是表面上使得事情顺理成章,本可以按照其他很多种方式来编排铺陈的。凯尔纳进一步追问:这个被采用的情节好在什么地方?对于那些丧失了的可能性来说,又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受怀特影响的许多学者都痴迷于这样的问题:先入为主的观念拣选了预设着的要紧与无关紧要提供给受众,受众则接受这样的说辞是符合历史真实,该如何打破这样桎梏?

    历史不仅是过去,也是对过去的记叙解释与评述,而再成功再逼真的全景画也不至于让我们将其与世界本身相混淆,虽然人类一直很迷恋这样一种艺术,奥列弗·格劳在《虚拟艺术》中的研究实际上已经逼近历史是否能被原真还原、重述程度如何的永恒疑问。一个运动场作为同大地球仪底座的事情只可能发生在童话中。

    修昔底德、塔西佗以来的西方史家一直有着历史戏剧的情结,罗兰·巴特解剖刀下的米什莱更是充满个人意味的说辞。再以我们熟悉的《史记》为例,很难庖丁解牛般细加分辨哪些属于文、哪些属于史。骨肉相连、唇齿相依,史笔赖于文字,而文字的隐喻固性在照史本真的同事也在消解历史凝滞于世的努力。怀特《话语的比喻》的出版肇示了其比喻理论的成熟:比喻是对话语进行分类的基础,即比喻乃人类一切理解成为可能的前提。汉斯·凯尔纳作为其弟子称赞《元史学》》“通过指出语言的创造力量而重申了人类的自由”,安克施密特在《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中也进一步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隐喻总是引导我们依据较熟悉的系统去邂逅理解较陌生的系统,但也可能把我们引向误解的陷阱。

    作为批判兰克以来德国史学谱系的《德国的历史观》的作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熟捻兰克对于档案的重视和对客观性的信念,这与怀特的相对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伊格尔斯直言,19世纪的史家如何钻档案馆、运用历史批判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却照样极具党派色彩,浸淫史料未必会对历史获得不偏不倚的理解;对于怀特的路数也不能完全接受,即使其正确地指出每一种叙事都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安克施密特和怀特认为,归根到底,并不存在什么实在”,这未免偏颇。

    彼得·伯克,这位近年来在中国最热的西方历史学者,他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制造路易十四》《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图像证史》等集中地被译介到国内。由其夫人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所编的《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甚至可说是同在历史的观念译丛中的本书的姊妹篇。伯克曾在《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中考究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历程:作为明显受到兰克学风影响的年鉴学派,在布罗代尔的扛鼎之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之后,限于其研究方式的阈限,就难有更高水准的突破,第三代的领军人物勒华拉杜里1975年也拾起叙事的传统出版了名著《蒙塔尤》,对14世纪初年法国一个小山村的社会、经济、宗教生活进行了栩栩如生的展示。娜塔莉·戴维斯在她的《马丁·盖尔归来》的前言中写到,她以自己的想象将故事缀连成文,然此种想象并非武断,而是由过去通过史料发出的声音所指引着的。有这样的趋势,伊格尔斯深信可以离历史的真实更近一步,如果其确实存在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