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原琉璃君的枕草子或不知所谓

1554年马丁克鲁西斯在他的《年代记》中举了一个奇特的例子，而这个故事引自更古老的编年史。那时在士瓦本乡下游荡着一些云游者，他们在海边把黄色的网悬挂在肩上，声称可以司掌农产品的价格，拥有强大的力量……或许他们就是本南丹蒂（benandanti）。

当1525年上士瓦本地区的起义者团结在十二条款的号召下，这场运动就不仅仅是造反、暴动、动乱。旗帜鲜明地争取自己的政治经济权利，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纵使这场运动间或披着神学的外衣。
幸福不仅仅是上天赐予的，坚信上帝抛弃犹太人正拣选新选民的中世纪人对于基督教的热情是无与伦比的，加尔文和路德代表的新教伦理正是激励他们前进的天使。彼得·布瑞克则建议我们先放下宗教，其对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这一种阐释对于当下的中国三农问题是不是确有实效，尚不得而知。但译介者在译序中表达的感情却是直露滚烫的：“现代化不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而发展起来的现代化过程……它是农村与城市的互动……农民具有改革农村秩序的能力”。
这一对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究竟折射出怎样的光彩？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东西德对峙情势之下的此书，不可避免地侧身于两大阵营的对立中。一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坚持的经济社会分析和阶级斗争说，另一方则是西方“政治运动学说”；两派的观点皆有理，也都有缺陷：“政治运动学说”下的农民战争发端于领主统治权的兴起，并非是宗教改革的附庸；而马克思主义者固然把农民大众看作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但在其整个社会衍化的庞大框架之下，个人的力量显得格外渺小卑微。
布瑞克的观照在第七和第八章的命名上表露无遗：“作为普通人起义的农民战争”与“作为一场革命的普通人起义”。对于革命，汉娜·阿伦特直言“只有出现同情新事物并且这些新事物和自由的思想相关联，我们才有权谈论革命”，没有群众基础、使用武力、形成未来国家和社会的新思想就难以称其为“革命”，就这一点而言，1525年革命当之无愧，十二条款每一行都指向着民主、自由与平等。
相较而言，四个世纪后发生在德国大地上的另一次运动，就很难称之为“革命”，即使其具有“革命”的某种表相：迅捷而激进。
1933年，纳粹帝国内政部长在一份传达给帝国最高机构的备忘录中写到：“在推翻了多党派的国家以后，希特勒问候语已经成为全德意志的问候。”1934年的柏林奥运会上法、英两国的代表团在开幕式入场时也伸出右臂向东道主致意，1935年的《图解杜登德语大词典》中，希特勒问候语赫然在“问候方式”图解中位列第一。
不使用希特勒问候语的结果是谩骂和羞辱，拒绝行礼的人即使侥幸逃脱逮捕，也很难不被周围的群氓围攻。“上帝问候你”、“上帝祝你早上好”被极权的铁手一把甩开，连最常用的缩写形式“祝你早安”、“早安”、“早”都被那一只只升起的右臂所取代，当然，偶尔也有些人性的未泯，对于右手不便的人来说，宽宏的方式是换左手。
如此规模巨大的“唯名”规定和语言政策上的变革在历史上仅有一例。然而它的徒子徒孙却绵延不绝，原先交往场景中的第三方——上帝，现在可以堂而皇之地换成任何一个制裁者的名字：“以XX的名义发誓”、“向x主席保证”、“xxx万岁”，分明遥远而又熟悉。
但最可怕的不是这个，原先将上帝作为相遇的保护者的社会契约，慢慢演变成了“希特勒——保护者/距离”这样的吊诡形式，问候既是克服距离的手段，又变成了保持距离的工具，好似塔利班掌控下的电信部门的职责：严防互联网在阿富汗境内的使用！
不信任和告密是黑死病一样的灾难，“小心，敌人在偷听”不仅写在公共场所的墙上也深深地刻在每一个德国人的心里，单凭一种意识，觉得自己可能遭受怀疑，就足以使大众交往环境充满“自我审查”的空气，而作茧自缚之后则是圈子越走越死，自我审查的愈发严格，杯弓蛇影，最后崩溃。
爱弥尔·涂尔干在《自杀论》和《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探讨了自杀与杀人等犯罪的关系，并非所有的自杀都跟杀人有关。因失范导致的自杀则有两种可能，向内坍塌是自杀，向外坍塌就有引发犯罪的危险。杀人作为犯罪的极端化变相，实际上与利他性的自杀颇有相通之处。当一个人不重视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是不可能重视别人的生命的，而自戕和杀人与否都和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有很大的关系。当社会整体性失范的时候，犯罪的存在就变成了替罪羊，它转移了大众的视线和怒火，能使得人群凝聚——在这点上犯罪的效果跟外敌入侵极为相似——促进凝聚力的加强和人群内部认同的深化。当人们去处置犯罪者给予刑罚的时候实际上凸显了自身的道德优越性。
以这样的观点再来看民众对于推行希特勒问候语的反应就可以理解为，抗拒行礼者即越轨者让群氓认识到彼此的不同，由此产生的打击和谩骂实则意在藉此重申倚靠政权后取得的“道德优势”与社会上的优势。

宋人惧内，河东狮吼最为出名。沈括亦如此，旁人多不知。朱彧者，其姊嫁沈括子清直，为存中（存中，沈括字）继室张氏所逐，遂记此事于《萍洲可谈》。张氏悍虐，无人能制，常虐打沈括，胡须连血带肉扯将下来。长子博毅避居秀州，长媳亦被张氏逐出。然张氏病死，人往道贺，而存中恍惚不安，船过扬子江，更欲投水。旁人只得揣度或有魂魄相依，张氏虽死，其魂犹在，暴戾更甚于前。

续貂《叶限》（见《酉阳杂俎》，乃《灰姑娘》故事的东方源头），乃《烹饪指南》《育儿手册》；存中其事可说：轮回醒世，现世有报。乌台诗案之嚆矢，即是沈括。

《周易》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东汉佛教传入后，佛教的因果报应与儒家善恶观融合，形成了民间多信仰共存的局面，《西游记》《封神演义》便是极好的例证。明初《大诰》颁行全国，以善恶报应训诫臣民，其后仿效不断，民间话本小说也层出不穷，《醒世姻缘传》《剪灯新话》，连“诲淫诲盗”的《金瓶梅》也免不了因果报应的涤染。

“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巫仁恕在《明清江南东岳神信仰与城市群众的集体抗议——以苏州民变为讨论中心》（收于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讨论了宋代以来的东岳神形象与地府泰山大王的重合——被人格化如阳间官员一般。德国汉学家雷德侯在《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中研究了地狱十王图，出自明州（宁波）同一作坊的地狱十王组画构图相似，细部略异，画作的整体被区隔成一个个模件，构图被分解为不同的断片：人物，群像，器物，配景。固定的题材可以变通，组合在画面中，形成繁简不同各具特色的构图。

《轮回醒世》卷五侠豪卑污部有“追寻十贱”，即可看作十则小言之连缀；十王具奏，乃向玉帝，则是儒释道三教合流之表现。卷十人伦顺逆部“悍妇报”一则，似变相公案，阳间受屈，阴间伸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卷十七妖魔部则有迥异于《七侠五义》的“五鼠闹东京”变奏。

《轮回醒世》，实属“释氏辅教书”一类，文言短篇，生动晓畅，俱以轮回作结因果业报。世所罕见，四库总目等书目皆未见著录，国内所藏明刻孤本与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库藏明聚奎楼刻本配补，终得印行。

在葡萄牙史学界对印度洋沿岸及亚洲人口的早期统计中，经常会遇到“已婚者”（casado）的概念，也正是因为casado一词的所指不明，导致了中葡两国学者在澳门开埠初期的人口数上的混淆，多误作数百人，实16世纪后半叶居澳葡人当以十倍记之。究其缘由，乃葡语中“casado”（已婚）为动词“casar”（结婚）的过去分词，而动词“casar”又源自“casa”（屋舍、家、店铺等），“已婚者”由成家立业者引申而来。户主以下，仍当有配偶、子女、家奴数人，只因西来远道漂泊不定，于是就有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即：“已婚者”不一定真正婚配，已婚配者未必是“已婚者”，这个冠称的有无取决于是否在该地拥有居所和职业。

当1949年一个女人带着幼子回到父母的故乡时，仅有的家当是怀揣着的一部书稿；拉格泰姆时代的节奏下，另一个德国青年正在杜塞尔多夫国立艺术学院咂吧石膏像，过若干年他才会开始写下那些伟大的小说，远不如这位单身母亲来得早——婚姻褪在她身上的仅有遗赠，是那个德国式的夫姓：莱辛。

丹柏路的住所是她在英国的第一个落脚地，但她却并不忍心看见这条街的变化，每当在借宿的顶层房间望见外面花哨时髦的居民穿行，心里就泛起战争摧残后的旧貌。于是她搬到更有政治缘分的教堂街，在这里，共产主义、激进主义、国际政治携裹呼啸。高谈阔论的人根本不会理会她的辩解：“曾是我们在‘南罗得西亚’组织的‘共 产 党’的成员。”似乎殖民地的气息一同怀揣着文学憧憬前来帝国的中心朝圣——来自西印度的V.S.奈保尔确于此时踏上了英伦的土地，凭藉考取的奖学金负笈牛津。

虽然远没到6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勃兴的时候，但多丽丝·莱辛身上的男子气概已经显山露水，不屑地说出第二樁婚姻只不过是为了在动荡的时局中给那个纳粹德国的犹太难民搭把手。她冷冷旁观“中毒者”的狂狺：“给我几个小时的时间，我就能让他相信共产主义是唯一的答案，因为很明显它确实是。”

第一本书的出版，是她可以被称为作家的第一步，出版商预付的150英镑被租金和托儿所的费用吞噬，临时还需去公司打工的“作家”生活可说是相当困窘，不过这毕竟是个机会。多丽丝对这样的生活虽谈不上十分满意，但也会勉力维持，即使是自己母亲要来同住。“一间自己的房间和五百镑的年入”，维吉尼亚·吴尔芙在1928年提出来的要求，到二十年后仍让莱辛倍感焦虑，不仅要小心回应自己的同志们对《野草在歌唱》中某些描写的质疑，又要坚心拒绝出版商期望自己将做爱的内容写进去以迎合“大众口味”的建议。“你不懂卖书的事儿！”的结果是《野草在歌唱》平装本第一版封皮的装帧：一个美女极度恐惧地蜷缩在粗鲁的黑鬼持以匕首的威胁下。当然，她出名了。

党员证被推迟似乎是为了等待访苏归来。几乎没有人愿意参加，共 产 党的拥趸们也怕消失在集中营里，“苏联作家联盟几乎不可能让有名的客人消失——这对他们当然是很坏的宣传”多丽丝·莱辛如是说，这是1952年，法捷耶夫还未自杀的年代。归途中的布拉格闪耀着捷克惯常的笑中带泪，一位画廊的服务生对落“单”的莱辛轻声耳语：“我爱你。我必须与你结婚。带我去英格兰。”他绝望地恳求握着莱辛的手，“求求你，求求你……”被硬生生拽离的不只是他的肉体，还有逃脱自己生活的机会。她能体味到这种遗憾，因为她的姓氏提醒陌生人“已婚”的姿态。

促销、访问、签名接踵而来，多丽丝始终坚信还是存在只为少数人写作的书，再多的夸奖和推广也不至于败坏它们，且平心而论说会是时代的标准。现在她上了苏联大使馆宴请宾客的名单，那有一间华丽的房间，平日的生活则一仍其旧，一刻不停的写书出书间歇，莱辛算了一笔账，1958年的她，每周只能赚到20镑——这只不过是普通工人的薪资水平——能支撑母子二人在延后交租后过活。

“头上有一个屋顶”，数十年后多丽丝·莱辛还会在与穷困的老妇人的交谈中听到这样的箴言。为什么不申请毛姆奖呢？四百镑的奖金不啻为一笔巨款，日本大学教员的伎俩不止在筒井康隆笔下惹人发笑，莱辛写作的奢望似乎也全赖于此。授奖的最大限制是此笔奖金须用于外出旅行，短暂出国后就是搬家的感伤时刻，多丽丝·莱辛满怀感激地给毛姆写信，感谢这份天降甘霖，毛姆的回复冰凉而尖刻：首先，毛姆本人并未参与评奖；其次，他没有读过莱辛的作品；再次，从未有人感谢过他；最后，“你一定经常写信感谢别人”。

不过，还是要说声谢谢，能够赁下新居，过上二房东的日子，多丽丝·莱辛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变得平坦起来……

其中最美的一朵——依旧根据我们的向导的意见——娇嫩的颜色宛如肌肤，朝中间颜色变得较深，在那里半开的花瓣之间构成了一口阴暗的深井。它的内部似乎是更加鲜艳的粉红色。
                                            ——图像·Ⅱ巴格德尔的玫瑰

1967年，一位在前一年因为推出首部批评文集而名声大振的S女士写下了这样的开头：在讨论色情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存在各种色情作品……由此游淌的这篇长文后来一直被认为是响应马尔库塞“爱欲与解放”号召的经典作品，题为《色情之想像》（The Pornographic Imagination）。文中，作者饶有意趣地论辩诸如《O的故事》、《图像》（L’IMAGE）、巴塔耶、萨德等代表的那种创作既可以成为色情作品，同时也不可否认属于严肃文学。其意义大概不亚于格雷厄姆·格林为《洛丽塔》发出的振臂一呼：将之选为《泰晤士报》1955年度最优秀图书。

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着一套通俗情色小说，《洛丽塔》不幸明珠暗投位列其中，情色风潮的中流砥柱也预示着后来的另一部话题作品，就在《洛丽塔》出版的下一年，法国出版了一本署名让·德·贝格（Jean de Berg）的小说《图像》，那也正是1954年“波利娜·雷阿日”（Pauline Réage）出版《O的故事》后一直喧嚣未平的日子。无怪乎正人君子们大声疾呼法国这是怎么了。纳博科夫倒也硬气，坚持署自己的名字。我们开头言及的那位S女士也就不用费力揣测他的身份了。

但《O的故事》与《图像》背后的写者还是费了S女士不少笔墨，《O的故事》的序言作者让·波朗无疑是作品出版的最大功臣，当他出面澄清后，猜疑渐渐烟消，“波利娜·雷阿日”的真实身份就成了当代文学界少数几个严守的秘密之一。让·德·贝格则更为神秘，《图像》不仅仅题献给“波利娜·雷阿日”，而且还有一篇署名P.R.（正可看作波利娜·雷阿日的缩写）的简短且易令人忘却的序言。后来“波利娜·雷阿日”便销声匿迹，再无影踪。

也许只是一个简单的戏谑，假如这是一部侦探小说的冗长开篇，那么P.R.的出现就会很容易地判读成“波利娜·雷阿日”的再度出现。真正的杀手常常是靠将多起无关联的事件故意牵扯到一起形成貌似系列而逃脱。S女士正是这样认为，所以我们今日看到的《激进意志的样式》和《图像·女人的盛典》中有着一左一右的小径分岔。

“让·德·贝格”的身份却被隐隐地揭破。巴黎的文学圈里，她的身份比前一位的身份来得明朗，只有一个传闻席卷整个圈子，“让·德·贝格”其实是一位有影响的青年小说家的妻子。

让·波朗也是这位青年小说家的福星，在一幅荷兰公牛系谱树示意图背面写作完成的《弑君者》正是在被伽利马出版社退稿后由其发掘的。

其实谜底早就可以揭开，S女士是苏珊·桑塔格，“让·德·贝格”是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妻子卡特琳娜，那位有影响的青年小说家就不言自明了。

顺理成章地可以有第二个版本。阿兰·罗伯—格里耶从来没有将《重现的镜子》、《昂热丽克或迷醉》、《科兰特的最后日子》三部曲称为自传，他谦虚地赋予这一系列“传奇故事”的称谓。我们权且可从这斑驳的镜子看出些许的真意。

卡特琳娜在1957年10月结婚前的一段日子里出版了这本《图像》，罗伯—格里耶坦陈妻子此作备受自己性情趣的影响，自觉大概在创作中也受到“波利娜·雷阿日”影响的卡特琳娜将作品题献给这位影子作者，罗伯—格里耶则亲自为这本书作了序言，不动声色地签上“波利娜·雷阿日”。午夜出版社的社长热罗姆·兰东也参与了这一恶作剧，他在滚球游戏的间隙得意洋洋地向让·波朗宣称刚刚收到“波利娜·雷阿日”为《图像》而写的序言，波朗难以掩饰自己的怀疑、惊讶和不快，强烈要求审看手稿。一周后，波朗断言：书本身的质量很高，但是序中净是蠢话，显然冒名顶替。罗伯—格里耶得知这位他非常尊重的作家的反应后，将署名定格为P.R.这个缩写。这也是保尔·罗宾的缩写，罗伯—格里耶的第二个名字。

然而桑塔格还是没能看到更正为P.R.的法文本，因为《图像》美国版的出版商蛮横地恢复了“波利娜·雷阿日”的全名。

“让·德·贝格”的第二本书直到三十年后才出版，这位奥兰多已然变成了女人“让娜·德·贝格”，且声称《女人的盛典》乃是自传，毫不删节地印行了几万册，这跟《图像》当年的命运大不一样——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被起诉定罪。

卡特琳娜在《女人的盛典》中写下的最后一个句子是：“显得文学化，危险就在此！”署名C.T.的缀语则更显明，“写的还是同样的东西：是erotique（情色）而不是sexuelle（性）”。或许这是对《色情之想像》的回应？

应付文字，无非劳蛛缀网。

2001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和贝塔斯曼亚洲公司合作引进了一系列台湾作者创作的轻松人文旅行书“新新生活”，全彩图缀以文字，三十多元的价格，让学生阶层垂涎。其中就有阿潼的两本日剧地图《东京鲜旅奇缘：日本偶像剧场景新鲜纪实》和《东京日和：日本偶像剧场景恋爱纪实》。肯定有很多当年痴迷日剧的粉丝在电视机前无数次的快进回拉，好发现那些经典场景的真实坐标，仿佛这样偶像剧中的浪漫也能蔓延到活生生的空气中。阿潼的书正是此种症候的最高境界，以日剧地图作为人文性质的导览，也算是开了这类图书的滥觞。

后来就有了仿Lonely Planet类的背包客行程指南，数不胜数，但能从中突围的却是日本舞台设计家妹尾河童的手绘窥视。再到现在设计风与清新风的合流，无印良品关键人物原研哉的《设计中的设计》、台湾作者吴东龙的东京创意地图《设计东京》自然而然也就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引进国内。

日系文化一直受人关注且饱受争议，日剧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分众抱团名目繁多才是这个世代的特征，汤祯兆的《整形日本》可说是为日本的流行文化做了一部脚注辞典，他详述，“kawaii”、“御宅”、“蛰居族”、“纯爱”、“萌”等词汇的来龙去脉，恰似为以上那些地图中的坐标添上了脚注。

我们不妨以日剧的惯习场景来观照。台东区的浅草，当年就惹得川端康成文兴大发写下《浅草红团》，近年《水手服与机关枪》又翻新重拍；电影《涩谷二十四小时》反映涩谷援交人群的生存现实；文京区的东京大学自不用说，万千日剧宠爱的场景；港区湾岸署大热剧作《跳跃大搜查线》，电影产品衍生四部，连剧中配角皆可独当一面；中央区银座有售货小姐《峰壁双姝》，墨田区墨东署有女警《逮捕令》；千代田秋叶原是《电车男》的圣地，丰岛《池袋西口公园（IWGP）》更是日本流行文化的缩影。

《池袋西口公园》即是庞大的衍生群，大众文学作者石田衣良所创造的IWGP世界经TV的放大兼视觉化，明星表率，帅气出演，由此大热，俨然成为青少年生活的百科全书，汤祯兆文中所及，全在《池袋西口公园》中有具体描摹，无论是援助交际、“电波呆”、风化区、闭门不出的宅男、少年帮派暴走族……

再看村上春树和吉本芭娜娜的盛行，村上龙言banana风潮乃社会上存在着一群因努力适应社会而产生巨大饥渴感的新世代。村上更是极具平面性的世界人，汤祯兆称为何我们吸纳的是村上春树，而不是其他的日本作家，乃是村上作品的易读和不排他性。这样的阐释，虽未有小森阳一那样政治意味的咄咄逼人，但也切中要害，妥然熨帖。

《整形日本》虽然不是地图式的按图索骥，但处处有左右逢源之感，所举例证皆是近年惹人注目的现象，汤祯兆的野心也不止于简单的文化散文，大量的社会学著作的运用恰到好处又无掉书袋之嫌。新名词的层出不穷，更被他一针见血的指出“消灭名目不等于解决问题”，日本这样的超富裕社会所存的问题，香港、大陆未来也会存在，“双失”、“蛰居”、“尼特”、“单身寄生族”、“御宅族”、“腐女子”一些名词的背后都可以见到相似的生活情态，何故有如此多的名词衍生？问题在于传媒与社会的传导。求新求变的传媒将生猛新词一味放大，社会的群体合众作为群氓的特质仍存，自然夺人眼球，沸沸扬扬，但令人忧虑的是，生猛新词背后实际问题往往被语词的抢戏而消解，待这巧立名目的新鲜感被消化渐失，恍若实事也融化殆尽，问题就真的被抚平了吗？！

溯本清缘式的学理研究无助于事，从何种角度切入也非焦点，为其后的实际社会问题努力才是正途。汤祯兆整形日本其实也是为时下的中国整形，这也就是此书虽可看为日本流行文化的脚注，却又远远高于一般的文化散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