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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城北四五十里路,有一镇,名南汇,药窗老人在其诗话中数次提及南汇,缘其丁丑(1937)、戊寅(1938)年曾避日寇战火居于此镇。
“八·一三”淞沪会战进入后期,11月5日敌寇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包抄中国守军后方,致使中国军队腹背受敌、上海沦陷。19日,嘉兴、苏州等地沦陷。我家也就在那时从嘉兴城内逃难到了南汇。我的曾祖父沈毓仙,据说原本姓朱。沈、朱二氏乃嘉禾大姓,嘉兴沈氏,来源有五,曰:竹林沈氏、师桥沈氏、荒畴沈氏、松江沈氏、江都沈氏。缸甏汇处至今仍存之古迹秀城桥即竹林沈氏后裔捐造,清沈可培系出此族;师桥沈氏,明末徙于嘉兴,后有一房居南门,沈钧儒系出其脉;光耀荒畴沈氏者,乃沈乙盫;松江沈氏则有《万历野获编》之沈德符;江都沈氏,元末徙居于此,后人散居城乡。现之秀水朱氏,非汉会稽太守朱买臣之后裔,明万历后始盛,一支明景泰年间自吴江赘于秀水,族内有名人明宰相朱国祚,清竹垞老人朱彝尊,今存《秀水朱氏家乘》;另一支先世居徽州歙县,后迁居嘉兴。潘光旦曾作有《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详述情状,此不赘言。
朱、沈交好,沈氏无嗣,朱氏便将一子过继沈家,故而曾祖父名沈毓仙,而其弟名朱瘦竹。父亲常哂的陆明曾写有《吃客石轩》,讲到“他(石轩)和庄一拂、朱瘦竹两先生是一辈人,也是公园茶叙的一位常客”。另有一文《两位“半盲老人”》,则专叙陈贤林与朱瘦竹。朱瘦竹其名,我最初大约也是从此文得到的印象。闻其子治印,颇有功力,大概与乃父不无关系。据父亲讲,“半盲先生”的眼睛是拿剪子撬洋铅皮桶取饼干时误伤的,居于芦席汇鱼行街,闲时也曾来闸前街祖父家中走动,祖父称其“阿叔”。八几年父母结婚时,他还曾书婚联一付,可惜那时就仍凭贴在门上,日晒风蚀早已不存了,不过闸前街老宅中墙上原有几幅扇面,祖父所书,大致风韵不差。曾祖父的字原先写的也是好的,南汇初有卫生院时,尝为匾额题名,想来该有些功力。家中另一说法,称解放后嘉兴的路牌一度也由其所书,不知是否以讹传讹了。
“半盲先生”随意恬淡,难得“昔有往南湖卧看夏云如山”的戏言。曾祖父亦是谦谦随和,至南汇后赁屋居于东木桥西堍,开了一间小杂货店,平淡度日,人称“桥头老先生”,前两年去寻访,犹有人记得。曾祖母俞氏,似乎也是大户人家,世居嘉兴城南,父执悬壶。曾祖母与曾祖父育有二子二女,祖父锺林最大,然今二女尚在,一居沪上,一居洛阳,二子已殁。
南汇旧时陆路难至,水路发达,附近多湖荡,祖父称嘉兴至南汇须摇船一天。但居水中央,民居少店铺多,一条街市,东西各有木桥,战时依旧盈门。东木桥下乃杜家港,吴药窗在“盛二先生”、“杜家港”二则,均言及暂居之事。盛子瑾与其隔一条杜家港居住,有桥通,相距数百步而止。吴藕汀则居于桥东妻外婆罗氏家中,罗宅在铁店湾外,过东木桥,北走数十步即是,有平屋三四间,朝西临港。吾家之杂货店,正在桥下西堍,正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吴氏所述药铺“云深处”,时人聚头探听嘉兴消息之所,估计乃在中大街。吾尝作文,戏言“南汇,难回”。间有几处地名,街巷窄甚中基路,门板严整,一如晨曦未启露霭湿滑青石板,闪回怔觉待开张。南汇近年来萧条败落,地图上湮没无迹。房屋多有坍圮空置,任其朽烂,不复往日之繁华熙攘。
附:两位“半盲老人”
在七十年代初的人民公园茶室的“茶叙”上,有两位“半盲老人”,一是陈贤林先生,一是朱瘦竹先生。这两位老先生,都因晚年一目失明而得外号“半盲”。陈先生是杭州都锦生丝织厂学徒出身,后为画师,都锦生有不少名作他都参与设计。陈先生退休后回嘉兴,他来茶室时,手里经常把玩一段手指粗细的化石,从曹庄乡麒麟坝上拾来的,据他考证是四五千年前的桑树根,可证那时的先民已经从事植桑养蚕缫丝的生产。这一小段化石,乌黑坚硬,俗称“麒麟屎”,经陈先生一考证,意义就大了。
六十年代初,陈先生应庄一拂先生之请,为《嘉兴名贤像赞》绘图,大约有100来幅,从汉代的严助起到晚清的沈曾植等,嘉兴历代的先贤都被他以很工致的线条绘成肖像图,并由郭蔗庭配景。这些"肖像",大多是虚构的,因为古人是很少有“写真”(图画和石刻像)流传下来的。但由于陈先生画得好,使这部具有一定地方史价值的“像赞”,得到不少人的喜爱。如果将来有谁能把“像赞”影印成书,我想陈贤林先生若地下有知,一定会深感欣慰的。
陈贤林先生为人忠厚而寡于言语。和陈先生相反,朱瘦竹先生虽年长多岁,但人要活跃得多,说话诙谐,对身边的琐事很看得开。朱先生的经历我知道的不多,他年轻时在嘉兴教育界做事,和王映霞同在一所学校。郁达夫1927年6月25日日记:“……十点钟到嘉兴。映霞在站上候我,车到站后,雨却停了。在城外走了一阵,就上城内庆丰楼去定座请客,请的都是映霞的同事,吃到午后两点,大家方才散去……”这“映霞的同事”里头,有一位就是朱瘦竹。1986年秋,朱先生把王映霞当年在嘉兴嘉中附小任教的情形写成一回忆文章,作为当时研究郁达夫的资料刊登在嘉兴报上。不久,王映霞女士即看到报纸,从上海寄来一信,略谓对嘉兴虽还有感情,但因一生受到的“伤害”最初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故不愿重提旧事。这大约是朱瘦竹惟一一次在嘉兴报上发表的文章。
朱瘦竹一生足不出里门。他在嘉兴生活了这么久(朱去世时已90高龄左右),对嘉兴各个时期的历史情况非常熟悉,文笔也不错,可惜疏于记述,有不少属于很好的文史资料就此湮没了。他平时喜吟咏,到公园茶室喝茶,总带有写在香烟壳纸上的诗,拿出来传阅一番。但真正存下来的诗并不多,大概是不自矜贵,随作随弃了。他曾经请人刻了一方闲章,以“闲云野鹤”自况,对生活始终抱着“随遇而安”的态度。和沈茹松先生相比,在朱的身上决然找不出一丝一毫的“火气”。这一特点反映在他的书法上:随意、恬淡,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种风格。八十年代初,他曾有一次机会参加嘉兴全市的书法作品展览,记得是一幅册页,上写四个行书大字,墨色很淡,挂在并不显眼的位置上,却引来不少人的激赏。据说朱作字用的是“拖笔”,不拘纸笔墨的优劣,不拘心情的好坏,随时随地都可以写出那种“随意、恬淡”风格的字,水准线很平稳。八十年代末,我去芦席汇拜访他,他久困病榻,但谈话的兴趣仍不减当年。他兴致勃勃地对我盛赞金蓉镜的书法如何之好,说他收藏有金的四个条幅,意欲出让给识货的人。我那时既没有钱,对收藏名家字画也无兴趣,这件事听过也就撂开了。我倒是希望能得到“半盲老人”的字,以作纪念。我把这意思说了,他听了略显怔忪,说随写随丢,家里找不到半张字了。他说等他病好些时一定给我写,但这句话终未能实现,这是很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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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 摄于2004年10月27日 上午11时25分02秒
我父亲的出生地——上海。人们渡游这条伟大江流,向这座伟大城市致敬。
——陶喆
周洪波的《董家渡》从情感上说是一个噩梦,可以连用三个成语来反映我的感受:浅尝辄止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作为极低废片率的产物,又加以“直接电影”的矫饰,仍难掩创作的初始目的——房产商在推介楼盘时附赠的影像资料。华润置地正是建设董家渡高档滨江住宅区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最后一个长镜头显得尤为败笔,从热闹到萧条,九曲回肠,正欲抚残嗟叹,待回首却怔在墟后新立的高楼,怎不无语凝噎。《方浜中路的等待》费时几年去跟踪一个普通家庭,直到成功隐没成壁花,母女俩口角一段,由普通话转沪语却毫不在乎镜头的存在,是真撕破脸也是真性情,岂是吃吃小笼、洗洗头、转悠几圈就能得来的。理智地解析后,还是有所得,放弃那些会很有戏的人,浮世浮绘看众生,可实施得有些拙笨,扛着32mm的摄影机,举着长长的收声筒……渡口的四次映现,并不是让人回到这里,而是电光幻影间的真实忽现。董家渡不仅是个卖布的地方,不仅有天主堂,更是上海历史的缩影。Lotus Ferry,权且理解为忘忧渡,“一对在理发店相依为命的兄妹,一个像流浪汉却能讲流利英语的老人,一个每天忙碌的水果摊年轻人”之外,还有街道工厂里的场景,养乌龟养鸡的大爷大妈,还有老人们悄悄塞钱给旦角的昏暗舞台……能感动人的是这些真实的场景,而不是摄影机后面指手画脚的人。
董家渡之名最早见于清嘉庆《上海县志》,此地原为北仓渡,为何改名董家渡,众说纷纭,有董姓渡夫说,也有的附会于董华亭。据《上海内河航运志》,塘董线始创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曾先后由张、朱、孙、曹四姓诸人捐田置船设渡,航线自浦东塘桥至浦西董家渡。(夏扬在《上海道契:法制变迁的另一种表现》一书中称义渡创设于清顺治二年,即1645年,由乡人张伦、朱茂捐田设立。)其西岸渡口建有屋宇,岸滩砌以长石,有“翼翼四艇该无停晷”之盛,官府亦为之铺筑石路,以“永济”名其渡(董家渡之前身),称誉当世。曹垂灿撰有《义渡碑志》,勒石为证。该渡最初为义渡,后因往来人数渐多,支出颇多,遂酌收渡资。
从董家渡到塘桥,塘董线日复一日地仍往来两岸。塘桥这端的码头,百多年前曾惹出一桩大案,这就是长达十一年之久的董家渡码头案:自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始,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方结案。《塘工善後局清理英商怡和契地重建董家渡码头辟筑塘桥马路案》这本小册子记载了这一事件的原委始末。英商怡和洋行觊觎浦东一侧的董家渡义渡码头,欲巧取豪夺之好使自己原有的码头连成一体:先使路窄难行,而后填泥围笆建立码头令渡轮难以靠岸阻挡航路。怡和洋行曾向上海道提议迁造码头于南半里处的耶松船坞北首,惟此处水急难行,为渡口方所驳。(耶松船坞,为当时上海外商修造船业的龙头老大英商耶松船厂所有七大船坞之一,设于浦东董家渡,最早为苏格兰人莫海德于1853年所建,码头、仓库外有大型
锅炉、大功率抽水机及起重机等修船设备。)怡和洋行又施一计,出示自己的租地道契,即美册第127号、146号、184号、186号、187号和363号道契。道契者,鸦片战争后订立《上海土地章程》的产物,乃外国人在中国取得土地的凭证,需经中国政府批准发放。怡和洋行所缴诸道契只有127号与363号道契注有明确的土地四至,其余皆含混不清,言“界依原契”,怡和声称原契无从查觅,致使上海道无法确实勘丈土地,英人又自说自话绘图送官,妄图瞒天过海。董家渡码头原有凉亭供人歇息,英方所绘地图中,渡亭至怡和笆脚之处有一曲形地块引起争议,怡和洋行竟更示凉亭粮串为证,粮串为官府所发缴纳钱粮的收据,凉亭重建时为完粮,设茶馆以收租,其后粮串不知何故为洋人所得。经查,粮串之事乃洋人借故校验后强占不还,真相大白后,怡和洋行众怒难犯只得将粮串移交中国官府,董家渡义渡亦移由同仁辅元堂(善堂名,由原同仁堂与辅元堂合并而成)、浦东同人会等管理。上海道最终依据同仁辅元堂、浦东塘桥局(即后之浦东塘工善后局)等所绘地形图来定界,怡和洋行拆除部分码头,放宽进入渡口码头的路径。董家渡码头的渡夫在此案中屡次上书,争讼维权,据理力争,与士绅商团一道保全了董家渡义渡,若非这番努力,安得今日之塘董线轮渡。上篇讲阿班的淞沪抗战回忆,遂想起关于董家渡的另一段往事。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战火纷飞,我空军几番轰炸敌舰“出云号”,14日海军又自沉“普安”运输舰塞于董家渡航道,与其他封锁线一道共同守卫黄浦江航道。小舰则间或出击,依地利穿出沉船间袭击“出云”舰。
写完董家渡,我终于去了一趟董家渡。8月27日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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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调侃了文字工作者的高折损率,但是依照用剑者死于剑的道理,写作者最悲惨的莫过于被人写进文中开涮一把。唐寅牵扯进科举舞弊,半生凄凉,死后人们却只津津乐道于他的春宫画和点秋香,苏东坡在《河东狮吼》里是个活脱脱的教唆犯兼猥琐大叔,V.S.奈保尔被保罗·索鲁描绘成一个刻薄的势利鬼,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科尔姆·托宾和戴维·洛奇同时把目光对准了试图转型为戏剧家、以一部戏剧征服伦敦的亨利·詹姆斯。不甘寂寞的晚年,他开始尝试戏剧写作,结果,公演当晚,意想不到的羞辱,令他从此一蹶不振。看两位作者在这二寸牙雕上各施奇技,确是各有千秋。亨利·詹姆斯写过以拜伦手稿为原本的《阿斯彭文稿》,汤姆·斯托帕《阿卡狄亚》紧随其后,李楠、陈子善为张爱玲《郁金香》的那番上穷碧落下黄泉正是真人秀一出,更何况还有台湾皇冠的横插一刀,幸亏A.S.拜厄特笔下的鲁道夫·艾许并无其人,罗伯特·布朗宁只一叶障目便逃脱升天。威廉·詹姆斯和亨利·詹姆斯还有一胞妹:爱丽斯·詹姆斯,苏珊·桑塔格择这一被人忽视的角色,写出了剧本《床上的爱丽斯》,她尝言:“我感觉我整个的一生部在为写《床上的爱丽斯》做准备。”
同样是选不起眼的人物作为切入,J.M.库切可谓艰险重重,《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中的那个巴维尔并不讨人喜欢:好吃懒做,对继父的再婚充满敌意,甚至陀翁甫离世就急赶去探听遗产如何分配。库切笔下的巴维尔却成了其借机抒发丧子之痛的出口——1984年库切的儿子死于一场意外,陀思妥耶夫斯基情深意长地悼念亡儿,父子感情被描述得无与伦比,这不是没有先例,《哈姆雷特》(Hamlet)便是莎翁悼念Hamnet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巴登赌场的豪赌与其在文学界的前行相类,输红了眼却只能以奋笔疾书还债作结,金子引诱他堕落也让他有资本傲视冈察洛夫、别林斯基等辈。列昂尼德·茨普金正是被苏珊·桑塔格慧眼识珠发掘提携的作者,手稿辗转带出国外发表,刚揭载一周,茨普金便因心脏病发作逝世。茨普金对小说中主要女性角色怀着的深刻同情和理解,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安娜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吉勒·勒鲁瓦也饱含深情地描绘了一位阁楼上的疯女人: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之妻泽尔达·菲茨杰拉德。她有激情,有才华,金童玉女是“爵士时代”的象征,但也是这个时代葬送了他俩。病态奢靡的生活,让司各特灵感枯竭,她隐忍丈夫剽窃自己的灵感,更怒斥海明威对他们夫妻的恩将仇报。盖茨比一样凋落的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伯莎·梅森般焚灭于火魔的泽尔达。
托马斯·曼妙笔生花:歌德入阁拜相,魏玛再见绿蒂自是情意绵长。藤野先生让鲁迅好一番怀念,人间失格的太宰治也难得来一番《惜别》,写的也是少年周作人在仙台的生活,《朝花夕拾》诸篇自然化用其中,与芦边拓《红楼梦杀人事件》手法异曲同工。更有甚者,自摹一曲。但丁一梦,历游三界,维吉尔作引,贝雅特丽齐为伴,虽有虎狼险其犹未悔,还流芳百世,连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里那个按理说应该不太读书的弗洛拉·邓克尔都要拽一拽但丁:在人生的中途,我迷失于暗黑之森。(In the middle of life's journey, I lost my way in a dark wood.)弗朗索瓦·威尔冈也凭在母亲家的三天寻觅灵感之旅摘得龚古尔奖,其母突然晕倒住院,醒来后张口便是:“我没有为你的书提供一个结局,但我为你栽了一个跟斗。”
詹姆斯·乔伊斯一向是锱铢必较且富有娱乐精神,《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开涮自己,《尤利西斯》报复别人,多少平日跟他有仇隙的,有冤报冤,一一提笔直书化成都柏林街头众生。亨利·卡尔便被乔伊斯尽情报复了一番,汤姆·斯托帕不仅在影视改编中抓住机会数落莎士比亚的创作失语,也为世人留存了这么一份“戏谑”:特里斯坦·查拉和列宁更一并贡献了他们的喜剧天赋。
笛福在《福》里跟漂流而来的苏珊·巴顿鸳梦一度,卢梭、狄德罗、格里姆却在弗朗索瓦·瓦尔若的《伟人之旅》中叉腰指戳成了三个茶壶。曹雪芹在悼红轩批阅古史,空空道人掷本《石头记》示看指那辛酸处。觉虚类猴,补江总白猿,《猴王案考》更拂尘埃,大头春两手一摊:“本来都是我,何处惹猴毛”。《亚瑟与乔治》爬梳往事沉潜奇冤,仗义的,正是亚瑟·柯南·道尔。岁月如歌时时刻刻,弗吉尼亚·伍尔夫精神衰弱,才思枯竭,弦翻歌棹。绕不过的,则只好化K为英国情人,可明眼人仍识,孰是叔华瑞棠、孰是其甥贝尔。玛丽亚·埃希身负特别任务,来到柏林成为布莱希特的情人;凡松·德·赖多瓦尔在男人都不在了的夏天,与四十五岁的大人物马塞尔·普鲁斯特相遇。阿兰·布鲁姆既逝,老友索尔·贝娄作《拉维尔斯坦》以悼。圣罗之影销歇,沉默女王只得如实相告。
历史小说最爱名人客串侦探,弗洛伊德刚在“白色旅馆”替人心理分析,便在《百分之七溶液》《谋杀的解析》两番登场。但丁揭破“马赛克镶嵌壁画案”,炉边诗人亨利·朗费罗、詹姆斯·洛威尔与奥利弗·霍姆斯仿效前辈组成“但丁俱乐部”,却意外破解地狱业报之谜;马修·珀尔余勇可贾再作冯妇,朗照“坡的影子”,让醉死的表相弭消散尽。凡·高与高更画家村梦碎,前往南太平洋塔希提,毛姆书成《月亮和六便士》;小林英树身为画家,靠专业功夫识出“凡·高的遗言——赝画中隐藏的自杀真相”。当然也有行差踏错的作者,康德的智慧无处可释,一时糊涂,写起《犯罪理性批判》。
邮差因爱情开始写诗,因讨教诗艺与聂鲁达熟唸,共产主义信念浸染的结果是让聂鲁达白发人送黑发人。“别惹女人!”康德还是很精明的,孑然一身孤独终老。阿娜伊丝·宁与亨利·米勒情断,曝露日记,《亨利和琼:一本为爱与欲而写的永恒纪念》徒作慰藉。圣奥古斯丁遁入空门,抛却妻小,弗洛莉亚•爱米莉亚在《Vita Brevis》中作长门怨赋。弗里德里希·尼采也是众矢之的,《当尼采哭泣》莎乐美让他面对自己的“绝望”,《尼采的最后一个梦》妹妹伊丽莎白又使他直面弥留。年少时到现在,我依然坚信《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罗曼·罗兰让克利斯朵夫在疗养院里遇见的那个疯子是尼采——“你瞧什么啊?”“我等着。”“等什么?”“等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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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人的回忆与一个英籍日裔作家笔下的伪记忆 - [劳蛛缀网]
2008-08-04
1939年9月,一位名叫史蒂威尔(Stilwell)的中年武官返美出任步兵第2师第3旅旅长,2年后这位军官华丽转身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重返中国,而另一位“中国通”《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则未能如愿,黯然离开这个生活了十五年的伟大国度,余生对此的爱只能牵系在《My Years in China,1926-1941》这回忆录中,阿班一生经历颇丰,民国诸事皆在他笔下传递给全球大众,其中最精彩的莫过于在上海的岁月,虽不乏美式英雄主义的华词,但却令人信服。石黑一雄,著名英籍日裔作家,凭藉描写英国文化中极具特色的男管家之《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获得1989年度布克奖,与萨尔曼·拉什迪、V.S.奈保尔一同被称为“英国移民文学三雄”,其2000年出版的小说《When We Were Orphans》(当我们仍是孤儿时,中译本名《上海孤儿》)也以1937年日军炮火下的上海为背景,主人公英国人克利斯托夫•班克斯回到出生地上海,来找寻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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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报社记者,我此次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挫败和绝望。那天正是8月13日,上海之战爆发了。”哈雷特·阿班沉痛欲绝,一路饱受骄阳恶臭闭塞晕眩在天津到上海的路途上走了整整十八天。身为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他有着超常的新闻嗅觉,但此刻,嗅觉愈好懊恼愈甚。
然而淞沪抗战真正开始竟是在8月14日,张治中将军在其回忆录曾痛惜不已:“我预定十三日拂晓攻击,本想以一个扫荡的态势,乘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但现在失此良机,似乎是太可惜了!”(见《张治中回忆录》,第二章:北伐到抗日,第五节:再度抗日——八一三淞沪之役,进军上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121至122页)究其原因,正是国民政府不得进攻的电令。8月13日的上海,虽然冲突频发,日军多次发动地面进攻和大炮轰击,“不过是两军对垒,步哨上有些接触”。13日夜,蒋介石正式发出开战命令。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日本者竟派遣大批战舰、陆军以及其他武装队伍来沪,并提出种种要求,以图解除或减少中国自卫力量。日本空军并在上海、杭州、宁波以及其他苏浙沿海口岸,任意飞行威胁,其为军事发动,已无疑义。迨至昨日(十三)日以来,日军竟向我上海市中心区发动猛烈进攻……”
下午一点,船终于在上海外滩靠岸,那天是8月18日的下午。阿班得以沐浴更衣洗去一路的尘垢与疲劳,大世界与汇中、华懋(今和平饭店南、北楼)饭店两处的尸臭却仍弥漫其间,14日中国空军为击沉日寇旗舰“出云号”,投弹追击,不料失准,误伤群众数千人。此时的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早已迁至了苏州河南岸,1937年时暂栖于江西路福州路隅西南侧的建设大厦(Development Building,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网站中文版称开发大楼),阿班原先居住的百老汇大厦(Broadway Mansions,今上海大厦)早已湮没在战火中,便在领事馆斜对过的都城饭店(Metropole Hotel,今称新城饭店)租下了十一楼整层,以两个阳台为凭藉,遥望日机轰炸北站、闸北与南市的情形。
Christopher Banks恰在这血腥的时刻来到上海。他为追寻父母的下落而来,多年前他出生在这里,然而父母却接连失踪杳如黄鹤,直到他成为声名显赫的大侦探声誉正隆,此时的他异想着只要能找到父母,正义得以伸张,便能阻止战争。1937年9月20日的华懋饭店里,班克斯回忆着三个星期来的诸事:在到达上海的第二晚,我参加了在汇中饭店顶楼舞厅举办的舞会,英国领事馆的麦克唐纳先生与工部局(municipal committee,陈小慰译为市政局,误)的格雷森先生忙不迭地要为我在极司菲尔公园(今中山公园)搞个成功破案的庆祝仪式……在那个血腥的星期一(1937年8月23日,我军与登陆敌军彻夜激战,空军误炸南京路永安公司,死伤逾千,阿班与助理安东尼·比林汉时正采购观战所需望远镜,恰在其中。When We Were Orphans的书影,背景正是永安公司。)之后,交战双方已变得格外小心。阿班追索来龙去脉发觉投弹的乃是中国飞机,而其时多数报道皆归罪于日机,时人皆自欺欺人地以为日本人不善飞行亦无准头,直到他们遇上零式机。“北站距我所在大楼的直线距离只隔八条街。每有巨型炸弹爆炸,便有滚烫的金属弹片落到我的椅旁,或弹到阳台的墙上。……就避免击中租界而言,日军的炮火也同样精确。他们攻占公共租界以北的闸北后,从那里日复一日向租界以南的华界南市区开炮。炮弹越过四英里宽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落在南市。听到炮弹尖声呼啸,在上海密集的房屋和公寓上空划过巨大的弧形,确实让人胆战心惊。但他们的瞄准精确无误,所有炮弹都落在法租界边界以南五十到七十码外。”这是在十一楼阳台的阿班的观感。班克斯则在汇中饭店顶楼的阳台上持望远镜看着一位船夫晃晃悠悠驾着只小驳船通过低矮的桥洞,炮弹在头顶掠过,落在苏州河的另一头,他惊叹:“原来这就是战争。真有意思。你们认为会有很多伤亡么?”鼠啮蛇螫,空井喻中人尝得蜜甜,便识生命之意;班克斯此问,却纣王一般,斫骨辨髓。阿班抢得西安事变全球独家那晚,便也遇到这么一位冬烘,面对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首脑被人暴力挟持、随时可能被弑的大事件,这位情报官员竟发问:“你觉得这重要么?”
班克斯在淞沪抗战的炮火中潜入闸北,他执意前往一所十余年前有可能关押着其父母的房子,而罔顾十几年时光的流转。同时租界里的人,甚至中国军人也都在夸大侦破这一案件的重要性——拯救世界。一·二八事变之时,阿班亲赴闸北参访,也曾碰上数群欧美男女错愕地出现在两军交战的掩体前,被这“小争执”所吸引,希望“有日本出面让中国人学会讲理,白人就省事了”。华北“自治”后,日本授意傀儡政权将治下关税降至国统区的四分之一,这使本已猖獗的走私变得更加明目张胆,中国的民族工业岌岌可危,这是比战争更可怖的经济侵略,工厂商家纷纷倒闭,日本人乘机收购,坐收渔利,不仅如此,日寇大贩鸦片,在身心上进一步荼毒中国人民。在这肮脏的交易背后,三井、三菱等日本财阀与叫嚣军国主义的右翼陆军军官沆瀣一气,不断制造事端好师出有名,以攫取更大的利益,阿班也上了他们的黑名单,多次被袭,最后因情势太过危险,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官哈特海军上将说服阿班逃离魔影离开上海。至此,阿班结束了十五年在华生涯。
哈雷特·阿班是位成就卓越的记者,他第一个捅破了德意日三国同盟的缔结,报道了济南惨案的真相,亲历永安公司爆炸又迅即帮助抢救伤员。他是宋美龄、宋子文、松井石根等对立各方的座上客,也是曾被国民政府决意驱逐的不受欢迎者。他也有其远见卓识,认定日本若攻击美国首当其冲便会是珍珠港,断言滇缅公路的军事重要性被高估、援华物资运送的重头仍是空运。他嗟叹中国将会是中国人的中国,战后亦并非太平盛世,若诸问题得不到睿智与正当的解决,过不了四分之一世纪,不待班师将士的儿女成人,就又要被迫再赴异国征战了。
翁贝托·艾柯在《悠游小说林》中引了两个例子。首先是一封读者来信,一位细心的读者在看过了他的《傅科摆》后查阅了所有1984年6月24号的报纸,原因是那一天《傅科摆》的主人公
卡素朋经过的路线附近应该有一场非常大的火灾。读者疑惑不解,为什么卡素朋没有看到?另一个倒霉的被人质疑的作者是大仲马,因为火枪手达达尼昂走在了一条连致敬对象都尚未诞生的萨尔瓦多尼路上。石黑一雄笔下汇中饭店的舞会终究没有发生,时距离8月14日的误炸仅半月。误炸中,两个炸弹一颗将华懋饭店门前的马路炸了个大洞,另一颗则炸毁了汇中饭店的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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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个书生,终日以逛书肆为乐,一日午后无事,便去访书,满载而归自是不在话下,左右手各提拎一个袋子,左右肩上亦背着一包,兴冲冲地回家去,路过一座桥,上有老者垂钓,风来老者草帽被吹,落下书生脚下,书生碍于手有负重,不理径自下桥,待回家卸下重担,始觉右手中指最上一截隐隐发麻,本不以为忤,翌晨仍然,竟三月而消,始知得罪垂钓老者,老者非仙即怪。
言罢,可穿过旁边房间取最后一根灯芯来,百物语成了。遂有魑魅魍魉,百鬼夜行。
“百物语”,江户流行的一种游戏,三五好友,夜半卧谈,专讲鬼故事,且点起百芯之灯,讲完一则便起身去取一根灯芯来,直至最后一则。类似于十日谈的形式,击鼓传花一个个轮过去,只不过全在一夜之间,讲得也皆是鬼怪妖魔、奇情怪状。
科学的发展削弱了鬼怪故事的魅力,再鬼魅的情节一下子就可以用梦游、双重人格来捅破窗户纸,索然无味。生活节奏的加快也让人无法悠闲达观得如同“江户子”那样地生活,看罢杉浦日向子前一部的《一日江户人》就感叹不已。源博雅和安倍晴明那样优哉游哉地拄着头斜靠在走廊上赏樱品酒,有一搭没一搭地谈些“咒”和“名”的关系,更是难以实现的梦想。笔仙碟仙,扶箕偶人,校园闹鬼,贞子爬出电视机,现时的鬼怪也总没有古时的怪谈来得温情脉脉,唯一可追摹的便只纸上的风华了。
杉浦追求的并不是画风的华丽,网点的渲染。很多则故事全仗一枝枯笔却能栩栩如生,所绘山水也有中国水墨画的气象。“纸门脸”一则中土间纸门上时隐时现的小脸,被年幼的“
我”玩心大起描摹下来,换上新纸后不知为何纸门上的脸从此就消失了,满是恬淡的氛围,一点也不鬼影幢幢。好心的狸猫化作游方僧化缘募来金子三十两钱五贯二百文,建长寺得以换上新榻榻米,更是充满了暖暖的人情味。好心的武士为“蔬菜店阿七”翻修了墓碑,荷兰人为解武士思母之情化水为镜、家中情景历历在目,幽灵小吹给吉原角玉屋的众人带来欢笑莫不如此。私家侦探兴起的时代正是东京大地震劫后重生的1920年代,那时大量的私家房屋修建,江户时代的长屋建筑湮灭在世代更替中,人情疏离,温情不再,人与人之间开始充斥不信任感,原有的社区结构被打破,邻里之间不再是相识的近邻,即使咫尺也不一定了解对方的生活。西奥多·C·贝斯特《邻里东京》中已隐隐显露町里中新老居民相互间的不熟悉。隈研吾在《十宅论》中虽生搬硬套地“捏造”了十类日本人及其住宅,但人情冷暖,心态变迁尽在其中。跟乔叟的坎特伯雷不同,百物语虽不满百却是有意为之。据说,当第一百根蜡烛熄灭时,真正的鬼就会现。歌川国芳所绘《百物语化物屋敷之图》即是蜡烛全部吹灭后,各色鬼怪争相现身的情景,令人毛骨悚然。杉浦日向子亦遵循此例,只绘了九十九则物语,不过,我补完了百物语,请看一看周围,小心随时响起的电话铃声,我正站在身后对你咧嘴呲笑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