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原琉璃君的枕草子或不知所谓

在我大三那年初春，寝室里每天都能拿到在枫林晚买书附赠的半年份《都市快报》，3月10号那天，我从报上读到了闹市街上挖出北宋经幢的报道。

叶七娘起造的经幢即为亡夫潘二郎灭罪度亡，经幢高约60厘米，二层石柱二层盘盖，盘盖上雕莲花，八角幢身遍刻陀罗尼经文，上层短柱四面各雕有一尊坐佛，线条流畅、形态逼真，构件十余种。现存经幢多存于古刹，而唐宋之际，经幢多为墓幢，置于墓前超荐逝者。拓摹经幢者常只为名家手笔所书陀罗尼经文而忽视起造者之名姓，殊不知经幢自唐中后期始多为墓幢，规模渐小，亦不求精美讲究，仅刻咒之外，惟简述墓主生卒与行状，叶昌炽不解，则有“制作愈简”、“书法每下愈况”、“由繁而约”之叹。

叶氏此幢字迹未湮，上书：女弟子南阳郡妻叶氏七娘伏为，亡夫潘二郎去辛未年（公元971年）三月二十三日下世，七娘遂发志心，敬备净财，于店内建造陀罗尼幢子一所，伏愿亡夫二郎承兹巨善，速返人天早超净域之方便，菩提之果然愿，保扶家眷，溢宁公私，吉庆谨白，时岁次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四月十三日朔，妻叶氏七娘题记。

经幢被发现的庆春路新华路交会处过街地道工地，在一千多年前，乃是吴越国钱弘俶治下，北宋江山甫定，卧榻旁有他人酣睡也无可奈何，而钱氏一族秉钱鏐遗志保境安民，贡奉不绝。开宝元年（公元968年）保俶塔兴建，开宝四年，又起造六和塔以镇江潮。钱鏐“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一语，分明是“意恐迟迟归”，叶七娘所居处更有北桥巷之吉祥寺，牡丹堪称一绝，百多年后苏东坡谪闲杭州，必往赏花扶醉乃归，留题数首《吉祥寺赏牡丹》诗：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

刘淑芬云唐五代时人谓塔以所论，经幢亦然，故塔幢实为一体，形制相仿，幢较塔易为，塔需品级遵制，而经幢则无此忌讳。叶七娘置经幢于店内，因前店后家，故实为供养于宅，洛阳白居易故居曾出土经幢残件，有“开国男白居易造此佛顶尊胜大悲”等字，可见此风之盛。秦汉时地狱之说未盛，汉墓所置器物，与人间无异，大有享受不完带下去继续之感。而佛教东来，六道轮回之说勃兴，使得中国人的生死观大有改变，因果轮回更是深入人心。如何灭罪度亡，超度亡灵转世往生，使其免受地狱业火煎熬，世人惟有祈求佛法化解。

刘淑芬《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可算是叶昌炽《语石》以来最为详尽的经幢研究，从陀罗尼、破地狱、五台山文殊信仰、灭罪度亡以及经幢与佛塔关系等几处着手对经幢的发生和演变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某种程度上经幢的演化也关涉着十王信仰的确立和印刷术的诞生，其经咒以外的刻字更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极好材料。

然书中犹有疏漏，页56实测经幢高度表中，“浙江硖石惠力寺经幢”误植为“石硖”；页204以“元代所修的《嘉禾志》称嘉禾县（今福建建阳县）望云桥北有一石幢：‘因昔有涌泉，云是海眼，立幢于上以镇之。’并有诗云：‘矻立应千载，传因海眼成。蓬莱水清浅，曽不见欹倾。’”之例证立幢镇海眼之效，下注“元单庆修徐硕纂《至元嘉禾志》，卷二十八，‘石幢’。”

既为《至元嘉禾志》，则所载乃元时嘉兴路，即嘉兴、松江二地，非是福建建阳。望云桥在今松江镇。“望云桥”与“石幢”二则出于卷二十八题跋，为许尚《华亭百咏》之一。然《至元嘉禾志》载石幢位于望云桥南。《四库全书总目》称《华亭百咏》宋许尚撰，是编作于淳熙间，取华亭古迹，每一事为一绝句，题下各为注。《宋史·艺文志》不著录，元至元中，徐硕撰《嘉禾志》卷二十八始全载其诗。清世其诗大行于世，厉鹗《宋诗纪事》存其《百咏》之十首，其中有《顾亭林》一诗。顾亭林者，明末清初大儒，南宋时人如何能知？盖残章湮漫，后人添补缀之。

今朝风日好，翻尽故纸堆。得沈茹松钟馗一幅，沈毓仙长征扇面，朱静安条幅三对。前情参见“南汇”一则。吴藕汀《药窗杂谈》面市，笔谈者即沈侗廔。沈毓仙题长征扇面当为解放初所书。

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在国际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这仅是1609年荷兰出版的一本不到80页的小册子。它的地位更在1982年得到肯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问世可说是格劳秀斯传统的胜利。格劳秀斯一生共撰写了三部国际法的著作，分别是《海洋自由论》、《捕获法》和《战争与和平法》，《战争与和平法》于1625年出版，而《捕获法》则埋没两个多世纪，直到1868年才由海牙的一个书商出版。这时人们才发现格劳秀斯的三部著作交缠绵连，《海洋自由论》实际上是《捕获法》一书的第12章，《战争与和平法》则脱胎于《捕获法》并大量引述前者。格劳秀斯为何生前不发表《捕获法》？《捕获法》是否是其学术生涯中的一个中继，在一场得鱼忘筌的头脑竞速中被作者抛弃？我们不得而知，但格劳秀斯的国际法思想确实有过一个重大的转折，即主张“海洋自由论”的格劳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对其海洋自由原则的修正：“对于海面上的一部分统治权的取得似乎也和对其他东西一样，可以属于一个人的，也可以属于一块土地的；如果一个人有一支舰队，能够控制住这一部分海面，那么这一部分海面就属于一个人的；如果在这一部分海面航行的人能被在岸上的人所强迫，就像他们在海岸上一样，那么这一部分海面就是属于一块土地的。”后人将海洋自由理论引申为公海制度，修正后的海洋有限自由理论则成为了领海制度的起源。为何格劳秀斯在同样脱胎于《捕获法》的前后两部著作中表现出了对“海洋自由”不同的理解，可能与英国的塞尔登等法学家对他海洋自由论的抨击有关，格劳秀斯从《捕获法》中抽出《海洋自由论》单独发表是为了替荷兰东印度公司辩护，该公司在马六甲捕获了葡萄牙的一艘货船，诉讼的主题是该公司是否有权取得这一战利品。也就是说，《海洋自由论》是论战的产物，而另一个小故事则更直接地导向了格劳秀斯的转变，据说格劳秀斯参与荷兰与英国的海权之争，英国使臣不知出于有意还是确实不识面前人，将《海洋自由论》的小册子掷在桌上且据此中思想辩述，身为荷兰代表的格劳秀斯作何反应，未知是否进退失踞汗流浃背，但《战争与和平法》中的“海洋有限自由”或许是个答案。

格劳秀斯虽开启了近现代的海权概念，可那未必是他的本意，为维护本国利益（当然不免摇摆）也许才是身处历史之中的他真正想做的。然而格劳秀斯的努力撼动不了英国继荷兰、西班牙之后成为海上霸主的事实，雪儿简思在其所著《大东亚的沉没：高升号事件的历史解剖》的后记中仍感慨：“高升号事件，向我们证明了，这个世界所信奉的是丛林原则，正义、真理乃至舆论总习惯于站在胜利者一边，至今依然。”正如十八世纪的欧洲人拿中国的完美形象来讽刺本国黑暗政治，故意美化为自己希望其呈现的形象，只为推动本国的政治改革，关注点还是自身的利益，什么服膺文明国度，不过权且为自己所用罢了，“橘子榨干了，自然要抛却，”腓特烈二世如是说。

1894年7月25日，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运送中国士兵前往朝鲜，在丰岛附近海面被埋伏的日舰击沉，船上大部分官兵遇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升号事件。其时中日尚未宣战，而日军突然袭击的卑劣行径造成了从怡和洋行租借来的商船高升号沉没，这不能不引起各国的关注，若处理失当必引起国际争端。由于获救船员的国籍、立场不同，证词各有出入，清廷对于原有国际法又过分信赖，结果有理变为无理，主动变为被动，最终反成了英国追讨赔偿的对象，日本则跻身新锐列强。

对于不宣而战还是先宣后战，国际法学界在1907年达成共识并通过了《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禁止没有预先警告而开始敌对行为，且战争状态必须毫不迟疑地通知各中立国。乍看高升号事件的悲剧似乎不会重演，然而宣战和战争行动间应有合理间隔期的原则并没有体现在公约中，高升号事件中主张绥靖的英、俄、美三国在二战中真正地吃到了教训，闪电战和奇袭珍珠港让盟军遭受了巨大损失。而盟军的作为也没有避免无辜人众的重大伤亡，君特·格拉斯在小说《蟹行》中，用文学的手法描述了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沉没，这场有史以来最大的海难葬送了近万人的生命，其中绝大部分是难民妇孺，苏联海军的三颗鱼雷在打击了德国法西斯的同时也伤害了多灾多难的德国人民。美国潜艇在东海海域击沉日军运输船里斯本丸，船上近两千名英军俘虏坠海，舟山渔民奋力抢救仅救起四百余名，近千名英军士兵葬身海底。而高升号事件中遇难了七百余名精锐淮军，相当于牙山清军兵力的三分之一，这样的惨痛结果，不仅导致在朝军事力量的失衡，更在心理上间接击溃了清军。此后，清军在朝鲜屡战屡败，主将叶志超临阵脱逃还谎称大捷。相较日军在发现被击沉的运兵船乃是英国船时，统一口径，努力挽回其国际形象不遗余力，清廷却被动地揣摩列强心意，一心仰指英、俄等国出面教训日本，殊不知日本不宣而战的时间故意定在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签订却未换文的时刻，一方面显示出日本脱亚入欧的决心，因为这份条约乃是日本与西方列强签订的第一份平等条约，东亚的重心隐隐有由北京变为东京之势，另一方面日本的狡诈，实际上胁裹了英国官方为其侵略行径背书，英国面临公布条约后沉浸在高升号事件阴影中民众的口诛笔伐，自然得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开脱。英国被迫选择日本结成更亲近的同盟来为这一次的事件买账，而中俄则愈走愈近，为其亚洲霸主地位谋划多年的日本自然乘胜追击，在日俄战争中大败俄军，血洗旅顺，完成了对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势力覆盖，俟时机成熟列强忙于欧战之际，日本已成为瓜分中国的浪潮中最大的受益者。而开启这一连串多米诺反应的嚆矢，即是高升号事件。 

击沉高升号的日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日后成为日本的“军神”，在日俄战争中完败俄军更使他声名显赫，博得“东方纳尔逊”之誉，海权论鼻祖、两度担任海军学院院长的美国军事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在其《海军战略》中对东乡平八郎大加赞赏，特辟两章专论日俄战争中日、俄军舰队的不同表现。同时马汉也清醒的认识到各种细节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在《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一书中，他直言：“在各种事件组成的进程中可以窥见制造过程；但是，无论在现在的历史或整个过去的历史中，这些事件都包含了大量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因其各种各样相互冲突的发展方向，而不仅使探究者大感困惑，产生一种完全混乱的感受，而且遮蔽了那些决定性的条件，乍一看之下还完全掩盖了这些条件。然而，这些条件总是存在着；它们影响和制约了全部事件，而这些事件本身看起来经常是混乱地交织在一起，完全没有任何充分的控制力量加以引导。”

雪儿简思书中提到的很多事件，拆开来都会是一个大问题，对最后的结果起着各式各样的影响，比如方伯谦是否临阵脱逃的问题。方伯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上一直被斥为临阵脱逃的胆小鬼，而近年来又有方伯谦后人为其申冤翻案，姜鸣在《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中也持方伯谦冤死于丁汝昌无能推诿之论。《大东亚的沉没》中，雪儿简思的表述显然考虑到了这股翻案风的存在，既直陈济远舰悬挂白旗驶离战场，又引日后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海军总长的济远舰水兵黄钟瑛之证词以为信言。黄钟瑛的事后回忆称“击中吉野，歼其首要及员弁以下，死无算”，然吉野舰舰长河原要一与日本第一游击舰队坪井航三并未伤亡，可见并不可靠。另一流传已久的传言称东乡平八郎在1891年北洋舰队访日期间由发现中国军人在军舰主炮上晾晒衣服得出北洋水师管理混乱、纪律松懈的结论，更早有陈悦的《北洋海军军舰“主炮晾衣”说考辨》指出是一个以讹传讹的乌龙，而雪儿简思仍称未经证实。总体来说，此书里可商榷的东西很多，作为历史读物翻翻无妨，但要求得确实的信息还需要研究更多的资料。即使从国际法角度来检讨这一史实，早有戚其章2001年出版的专著《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

高升号事件已过去百多年，建立一支强大海军的愿望似乎还停留在要不要造航母的讨论上，而国际法这张遮羞布也依然遮盖在许多战火硝烟的伤口上，伊拉克运动员入场时，小布什客套地鼓起了掌。

嘉兴城北四五十里路，有一镇，名南汇，药窗老人在其诗话中数次提及南汇，缘其丁丑（1937）、戊寅（1938）年曾避日寇战火居于此镇。

“八·一三”淞沪会战进入后期，11月5日敌寇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包抄中国守军后方，致使中国军队腹背受敌、上海沦陷。19日，嘉兴、苏州等地沦陷。我家也就在那时从嘉兴城内逃难到了南汇。

我的曾祖父沈毓仙，据说原本姓朱。沈、朱二氏乃嘉禾大姓，嘉兴沈氏，来源有五，曰：竹林沈氏、师桥沈氏、荒畴沈氏、松江沈氏、江都沈氏。缸甏汇处至今仍存之古迹秀城桥即竹林沈氏后裔捐造，清沈可培系出此族；师桥沈氏，明末徙于嘉兴，后有一房居南门，沈钧儒系出其脉；光耀荒畴沈氏者，乃沈乙盫；松江沈氏则有《万历野获编》之沈德符；江都沈氏，元末徙居于此，后人散居城乡。现之秀水朱氏，非汉会稽太守朱买臣之后裔，明万历后始盛，一支明景泰年间自吴江赘于秀水，族内有名人明宰相朱国祚，清竹垞老人朱彝尊，今存《秀水朱氏家乘》；另一支先世居徽州歙县，后迁居嘉兴。潘光旦曾作有《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详述情状，此不赘言。

朱、沈交好，沈氏无嗣，朱氏便将一子过继沈家，故而曾祖父名沈毓仙，而其弟名朱瘦竹。父亲常哂的陆明曾写有《吃客石轩》，讲到“他（石轩）和庄一拂、朱瘦竹两先生是一辈人，也是公园茶叙的一位常客”。另有一文《两位“半盲老人”》，则专叙陈贤林与朱瘦竹。朱瘦竹其名，我最初大约也是从此文得到的印象。闻其子治印，颇有功力，大概与乃父不无关系。据父亲讲，“半盲先生”的眼睛是拿剪子撬洋铅皮桶取饼干时误伤的，居于芦席汇鱼行街，闲时也曾来闸前街祖父家中走动，祖父称其“阿叔”。八几年父母结婚时，他还曾书婚联一付，可惜那时就仍凭贴在门上，日晒风蚀早已不存了，不过闸前街老宅中墙上原有几幅扇面，祖父所书，大致风韵不差。曾祖父的字原先写的也是好的，南汇初有卫生院时，尝为匾额题名，想来该有些功力。家中另一说法，称解放后嘉兴的路牌一度也由其所书，不知是否以讹传讹了。

“半盲先生”随意恬淡，难得“昔有往南湖卧看夏云如山”的戏言。曾祖父亦是谦谦随和，至南汇后赁屋居于东木桥西堍，开了一间小杂货店，平淡度日，人称“桥头老先生”，前两年去寻访，犹有人记得。曾祖母俞氏，似乎也是大户人家，世居嘉兴城南，父执悬壶。曾祖母与曾祖父育有二子二女，祖父锺林最大，然今二女尚在，一居沪上，一居洛阳，二子已殁。

南汇旧时陆路难至，水路发达，附近多湖荡，祖父称嘉兴至南汇须摇船一天。但居水中央，民居少店铺多，一条街市，东西各有木桥，战时依旧盈门。东木桥下乃杜家港，吴药窗在“盛二先生”、“杜家港”二则，均言及暂居之事。盛子瑾与其隔一条杜家港居住，有桥通，相距数百步而止。吴藕汀则居于桥东妻外婆罗氏家中，罗宅在铁店湾外，过东木桥，北走数十步即是，有平屋三四间，朝西临港。吾家之杂货店，正在桥下西堍，正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吴氏所述药铺“云深处”，时人聚头探听嘉兴消息之所，估计乃在中大街。吾尝作文，戏言“南汇，难回”。间有几处地名，街巷窄甚中基路，门板严整，一如晨曦未启露霭湿滑青石板，闪回怔觉待开张。南汇近年来萧条败落，地图上湮没无迹。房屋多有坍圮空置，任其朽烂，不复往日之繁华熙攘。

附：两位“半盲老人”

在七十年代初的人民公园茶室的“茶叙”上，有两位“半盲老人”，一是陈贤林先生，一是朱瘦竹先生。这两位老先生，都因晚年一目失明而得外号“半盲”。陈先生是杭州都锦生丝织厂学徒出身，后为画师，都锦生有不少名作他都参与设计。陈先生退休后回嘉兴，他来茶室时，手里经常把玩一段手指粗细的化石，从曹庄乡麒麟坝上拾来的，据他考证是四五千年前的桑树根，可证那时的先民已经从事植桑养蚕缫丝的生产。这一小段化石，乌黑坚硬，俗称“麒麟屎”，经陈先生一考证，意义就大了。

六十年代初，陈先生应庄一拂先生之请，为《嘉兴名贤像赞》绘图，大约有100来幅，从汉代的严助起到晚清的沈曾植等，嘉兴历代的先贤都被他以很工致的线条绘成肖像图，并由郭蔗庭配景。这些"肖像"，大多是虚构的，因为古人是很少有“写真”（图画和石刻像）流传下来的。但由于陈先生画得好，使这部具有一定地方史价值的“像赞”，得到不少人的喜爱。如果将来有谁能把“像赞”影印成书，我想陈贤林先生若地下有知，一定会深感欣慰的。

陈贤林先生为人忠厚而寡于言语。和陈先生相反，朱瘦竹先生虽年长多岁，但人要活跃得多，说话诙谐，对身边的琐事很看得开。朱先生的经历我知道的不多，他年轻时在嘉兴教育界做事，和王映霞同在一所学校。郁达夫1927年6月25日日记：“……十点钟到嘉兴。映霞在站上候我，车到站后，雨却停了。在城外走了一阵，就上城内庆丰楼去定座请客，请的都是映霞的同事，吃到午后两点，大家方才散去……”这“映霞的同事”里头，有一位就是朱瘦竹。1986年秋，朱先生把王映霞当年在嘉兴嘉中附小任教的情形写成一回忆文章，作为当时研究郁达夫的资料刊登在嘉兴报上。不久，王映霞女士即看到报纸，从上海寄来一信，略谓对嘉兴虽还有感情，但因一生受到的“伤害”最初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故不愿重提旧事。这大约是朱瘦竹惟一一次在嘉兴报上发表的文章。

朱瘦竹一生足不出里门。他在嘉兴生活了这么久（朱去世时已90高龄左右），对嘉兴各个时期的历史情况非常熟悉，文笔也不错，可惜疏于记述，有不少属于很好的文史资料就此湮没了。他平时喜吟咏，到公园茶室喝茶，总带有写在香烟壳纸上的诗，拿出来传阅一番。但真正存下来的诗并不多，大概是不自矜贵，随作随弃了。他曾经请人刻了一方闲章，以“闲云野鹤”自况，对生活始终抱着“随遇而安”的态度。和沈茹松先生相比，在朱的身上决然找不出一丝一毫的“火气”。这一特点反映在他的书法上：随意、恬淡，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种风格。八十年代初，他曾有一次机会参加嘉兴全市的书法作品展览，记得是一幅册页，上写四个行书大字，墨色很淡，挂在并不显眼的位置上，却引来不少人的激赏。据说朱作字用的是“拖笔”，不拘纸笔墨的优劣，不拘心情的好坏，随时随地都可以写出那种“随意、恬淡”风格的字，水准线很平稳。八十年代末，我去芦席汇拜访他，他久困病榻，但谈话的兴趣仍不减当年。他兴致勃勃地对我盛赞金蓉镜的书法如何之好，说他收藏有金的四个条幅，意欲出让给识货的人。我那时既没有钱，对收藏名家字画也无兴趣，这件事听过也就撂开了。我倒是希望能得到“半盲老人”的字，以作纪念。我把这意思说了，他听了略显怔忪，说随写随丢，家里找不到半张字了。他说等他病好些时一定给我写，但这句话终未能实现，这是很遗憾的。